这是新制度对旧制度，新的生产关系对旧的生产关系的胜利。所以，商鞅在变法之前，很容易就已经找到了同盟——地主阶级。商鞅变法时，商品经济发展不是很完善，民间贸易是以货易货的小农经济为主，货币经济的不发达，使得农民遭到商人、官府的盘剥的可能小很多。这与宋朝王安石变法所面临的社会背景是截然不同的。（商鞅剧照）王安石变法时，正值北宋封建社会发展到顶峰的时期，地主阶级利益盘根错节，势力强大，王安石天然地想到找到贫苦农民做为同盟，可是制度施行的效果虽然在短期内增加了财政收入，却在长期来看损害了宋朝的根基，导致官逼民反。
如王安石变法中最重要的青苗法，即由政府以低于私人利率的利率向农民贷款，农民以地里的青苗为贷款抵押。王安石这么做，其实是不希望农民因为暂时的经济困难而向富户出卖土地。王安石在当地方官时这种作法效果不错，在陕西推行时也颇受欢迎。但当推向全国时，却引发了灾难性后果。各地都有固定的贷款准备金，上级下达的任务是要全部贷出去，并完成百分之二十的增值。
有了硬指标，官员们就要用硬手段。他们根据农户的经济状况，将之分为不同等级，各自要承担不同的贷款额度，而不论你是否需要。同时，为了保证还贷，又让富户与不同等级的农户结为利益共同体，由富户提供担保或抵押。青苗法实行后连年自然灾害，官员逼债，农户纷纷破产，甚至连富户也无法幸免。这岂不是祸国殃民吗？在比如均输法与市易法，其目的本在于平抑物价，抑制大商人对百姓的垄断与盘剥。
但这项政策的实质是用官商代替民商，岂不知官商比民商更坏。一来民商之间还是有竞争的，垄断程度和能力有限，盘剥程度也有限，但当国家垄断了市场、货源、价格时，其盘剥的对象扩大到民商和百姓。在这种新法之下，政府官员控制了批发与零售业务，普通商人无论大小要做生意先要经过官员的几道审批关口。交易费用由于贿赂官员而大大增加了，物价上涨不说，许多商人无法经营下去，工商业凋零。
除了掌握交易权的官员致富之外，对整个社会和百姓又有什么好处呢？（司马光是变法保守派）王安石的变法的确增加了财政收入，实行数年后，全国财政收入从宋初的1600多万贯增加到6000多万贯了，史书评论“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但这种以民穷为基础的国富难以持续，社会怨声载道，民不聊生，宋朝中期以后，农民起义比比皆是，北宋王朝穷于应付。
王安石变法短暂的成功之后，必然面临着被废除的命运。王安石变法在当时就饱受争议，王安石以财政收入增加的硬指标，力主变法利国利民；苏轼、司马光则认为变法扰民、害民，是危害社稷的做法。说到底，王安石还是在变法时没有得到整个官僚阶层的支持，为了推行变法，王安石不得不寻求那些急于上位的青年官员的支持。这些人不乏一些宵小之徒，一味钻营，将好端端的利民之法变成了害民之法。
王安石本来希望的，能够得到贫民百姓的支持的变法，在这些人的上下其手的操作中，反而成为了贫民百姓的眼中钉肉中刺。如果从更深层次来看，王安石也不可能找到合适的同盟者。传统封建王朝下的农业社会经济，社会总财富是一个固定的值，一方得到的多了，另一方得到的必然就少了，这些官员们必然与那些既得利益者沆瀣一气，鱼肉百姓，损公肥私。
王安石变法如想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则必须在关闭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渠道的同时，给他们增加一条新的利益通道，使得社会总财富量增加，如此，才能获得更多的支持，达到富国强兵、民生富庶的目的。（拗相公王安石人缘不好）所以，在封建时代的变法，几乎难逃失败的命运，其根本原因即在此处。纵然能够获得短时间的成功，也是建立在增加了社会矛盾的基础上，能救得了一时，却救不了一世，如张居正变法，看似增加了明朝的财政收入，却最终逼得老百姓造反，要了明王朝的命——王安石变法也是如此。
所以，封建时代的变法，要向成功，只有一种做法：保住存量，做大增量。这种增量可以是对外扩张、掠夺，也可以是技术进步等方面。可是，除了商鞅办法的“开阡陌”是做到了增量之外，其他的变法都是流于形式，看似增加了国库收入，却是以损失国祚换来的，得不偿失。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才有了一句古话，“没有十倍的好处，不要改变现状；没有百倍的好处，不要改变常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