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楚辞”这一诗歌体裁作为歌词的结论，是一个推断，并不能完全确定。“楚辞”之后，早期汉乐府才是真正的歌词。秦朝设立了乐府之后并没有流传出太多的作品以供参考，又因为这个朝代的迅速灭亡，人们也并不清楚这一机构到底是什么作用，只能从汉代保留下来的资料进行推断，认为它是一个类似于古代“采诗”的一个机构。
汉武帝时期才重新设置“乐府”，名义上是要进行民间的采风，但实际上主要用于“歌功颂德”，即创作一些媚上的诗歌以博取统治者的欢心。这些诗歌是地地道道的歌词，用于各种场合的演唱。但是，由于汉代一些文人开始自发创作这一体裁的诗歌，导致了“汉乐府”的精神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真正继承了《诗经》中“风诗”的传统，我们称之为“美刺”精神。
这些作品开始了注重内涵的锤炼，著名的作品比如《孤儿行》、《东门行》等等，或抒发作者的个人愤懑，或揭露社会的疲敝不公，现实意义非常重大，是真正的来自于社会底层的呼声。这样一来，这些作品作为歌词的存在就不再重要了，更多的走向了“诗言志”传统，并不会囿于演唱。而宋代郭茂倩编纂《乐府诗集》，将这一类作品分为了十二类：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虽然细分的时候有乐器、曲律的差别，但从内容来看，所重视的还是诗歌的内涵，并没有将其仅作为“歌词”对待。
汉乐府之后，诗歌有了旧体诗和格律诗的分化，这一部分诗歌也不全是歌词。诗歌从《诗经》发展到现在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越来越注重内容的实用性，逐渐摆脱古旧形式的束缚。比如上一个时代里，乐府从一开始的古题乐府到曹操“以旧题写时事”，然后发展到杜甫“即事名篇，无复依傍”，最终由白居易“歌诗合为事而作”进行总结，都是在弱化固定的形式，增强内容的实质感。
所以，即使这一些“诗歌”在最初有歌词的成分，但随着内容层面的生发，早已经开始脱离了“歌词”的束缚。新旧体诗歌更是如此，玄言、山水、游仙、田园、边塞等等题材的出现，早已经看不到必须配乐演唱的限制。这时候的诗歌，已经成为了表达士大夫理想人格的成熟文本，只要内容符合“诗言志”的传统，是否配乐、能否配乐都不再重要。
那么，诗人创作诗歌的行为在主观上就不是创作歌词，而是真正地要抒发个人的情志。所以，“唐诗”等诗歌是古代歌词的说法，其实是不成立的。只能说有些作品可以进行配乐。“宋词”的音乐性比较强，但有一路词风需要注意“词”这一文体，一般认为是来自于宴乐，起源时间众说纷纭，南朝说、隋唐说、五代说都有。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文体是游戏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