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研轻教”、“教授不教”直接损害了大学和教师的形象，浪费了教育资源，也侵害了学生的利益，让他们少有与一流教授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和感受大师风范的体验。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大学忘却了其赖以生存的根本，教授抛弃了其天然的使命——人才培养。在大学，当教学面临从“中心”走向“边缘”的窘境，当教学的幸福感、自豪感和成就感日渐被吞噬和消解，大学教育的真谛也就慢慢丧失了。
没有了“人”，也就没有了精神和灵性，而失去精神和灵性的大学必将变得“空心”。故此，高等教育历经艰辛获得的“中心”地位，势必再次失去，且会渐行渐远，积重难返。现实不禁让人慨叹：我们的大学教育到底怎么了？它赖以生存的教学“母机”缘何风雨飘摇？我国是世界高等教育大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超过30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30%，但我们却至今没能实现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零”的突破。
我国的高等工程教育堪称“航空母舰”，工科在校大学生和工程师数雄居世界第一，但培养质量令人担忧，能够跻身世界一流的高校寥寥无几，我国“合格工程师”的数量不足美国工程师数量的1/3，工程师合格率甚至远低于印度。比起美国17所大学跻身世界前20强，35所大学跻身世界前50强，以及集聚全世界70%的诺贝尔获奖获得者、30%的世界科研及工程文献的傲人现状，我们一段时期内恐怕只能望洋兴叹和艰辛探索。
何以让大国变强，让量质齐增，这是国家战略，也是大学使命。“钱学森之问”诘难着高等教育的历史，更考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痛定思痛，中国的大学出不了大师，培养不出一流人才的症结在哪？杨振宁、朱邦芬对此有自己的见解，他们认为，一流人才成长的关键在于提供使其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在于较少的束缚和较大的自由，美国大学成功的秘诀就在于其成就了前10%的学生。
反观我国的大学教育，我们认为，除却环境的营造，教学本身也“疾病缠身”，症在定位的失当、模式的陈旧和过程的缺失。我们对教学的定位有失偏颇或者只定位不作为，导致其实际地位被弱化。教学改革中的“四个投入不足”仍未彻底解决，领导重视、教师精力、学生精力、经费投入都还有待提高。研究教学问题、调动教学热情、支持教学建设的氛围和机制还未形成和巩固。
我们还在简单维持着千百年不变的“授受教学”，还在用以“课堂、课本、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应对信息时代的大学生，教学模式显得单一，课程体系少有创新，教学内容更新不足，教学方法僵死不变，教材建设还很滞后，教学管理弹性不足。缺少人文关怀，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人”，忽略了受教育者的特点和变化，忽略了他们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