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兵惧，谋北归。”无奈之下，朱棣只好退到淝河与徐辉祖相持，眼看着最后的机会即将消逝。一场战役的胜负，往往不取决于哪一方更聪明，而在于哪一方犯的错更少。建文帝无疑是个反面典型。年轻的皇帝看到燕军败退，认为稳了稳了，此时更需要兵力拱卫京师，所以把前线的徐辉祖的兵力调回南京。这下子前线原本的优势兵力荡然无存，淮北阻击的军队孤立无援。
朱棣绝地反击，截断对手粮草，大败朝廷军，士气大振。然后一波反攻直接达到了金陵金川门。此时留在金川门的，正是那位屡战屡败的李景隆。在李景隆的天平上，一边是不再信任他，会让他前途惨淡的朱允炆；另一边是虽战胜过他，但现在没准能靠投降来获取光明未来的朱棣。他选择了开门。当“清君侧”的军队攻入京城，“清君”成为了最终目的。
可此时的宫中，突然起火，建文帝“不知所终”，成为一桩悬案。“靖难”结束后，京城中诸多官员因反对朱棣而被杀。皇帝之师方孝孺，更因拒绝为朱棣书写登基诏书，而被灭了十族。反倒是开门投降的李景隆，封太子太师，赐功臣勋号，加柱国，列于群臣之首——然后不到一年，就因连遭弹劾被削爵圈禁，直至死亡。闹剧的结尾，篡位的皇叔，坐上了龙椅，在浓浓的血腥味里，改换了年号，开启了新的时代——“永乐”。
靖难之役后靖难之役后，建文帝朱允炆不知所踪，他的四叔朱棣登基坐殿，改元永乐。后世常常流传，建文时期的旧臣，如方孝孺、铁铉、景清、胡闰等，被朱棣残忍杀害并株连亲属的故事，仿佛他是个纯粹爱好杀戮的怪蜀黍。这种现象一方面与建文旧臣不少下场惨淡有关，另一方面，也源于明清之际，小说家言盛行的背景。而现在，我们不妨且消去刻板印象，来，明成祖朱棣，了解一下首先作为一个藩王起家的皇帝，就如同当媳妇熬成婆。
践祚之初，为表明自己不同于建文帝，他曾先后复周、齐、代、岷等亲王。但对于朱允炆的弟弟，如吴王朱允熥、衡王朱允熞等先是被降为郡王，不久后又找个借口再将其废为庶人，软禁在凤阳。唯一一个没被废去的弟弟瓯宁王朱允熙，也在几年后，府邸着火而死。等政权更趋稳固后，原先被恢复的藩王们，也挨个落马。谷王、齐王被废为庶人，代王、辽王、岷王、周王则被先后削去护卫军队。
这些潜在的竞争者们，从此以后如同拔了爪牙的猛虎，人畜无害。其中，宁王朱权是比较识时务的。他原本手握朵颜三卫，后来被朱棣劫持参加靖难之役。永乐元年，他被改封到南昌监视起来。不久，又被人举报有“巫蛊诽谤事”。幸好查无实据，躲过一劫。闻弦知雅意，朱权“自是日韬晦，构精庐一区，鼓琴读书其间”，当起了太平王爷，一直活到明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年），享年七十岁。
除了削藩外，朱棣的另一大内政举措是迁都。他改北平府为顺天府，称北京，并于永乐四年（1406年）下诏兴建宫殿，至永乐十八年全部竣工。朱棣遂诏告天下：“乃者仿成周卜洛之规，建立两京为子孙帝王永远之业。”他以北京为首都，将应天府改为南京、“留都”，然后正式北迁。新制度下，南北两京有着结构上相同的政府机构，各部门官员在品秩上、考核上也完全相同。
区别只在于，南京各部门主要负责江南地区的安全和赋税征收，因而规模、编制较小，官署中副职、虚职、缺员较多。在实际运作中，北京掌握实权，而南京常被视为养老、贬黜，以及安排闲职之所。从明面上看，朱棣迁都似乎是为了在南北各设一套班底，可切换使用，以备不虞。若是剖开表象，其实还可能有以下两大因素：一来，北方蒙古仍残存了部分实力，朱棣此前长期镇守边疆，对此颇为重视。
迁都北京，其实是战略中心北移，方便抵御，甚至进攻蒙古。二来，朱棣虽然成功把侄子赶下台，自己登上皇位，但一系列的政治清洗，杀戮颇多，难免影响其统治。现在南方稍靖，朱棣将中心迁回其发迹之所，既能安排当初的元从旧臣，又让满朝文武来到他的主场，更有利于控制朝局。对了，若本期视频收藏过1000，下期就说说，朱棣为控制朝官设置的特殊机构。
虽然到了主场，但只要皇帝还是人类肉身，除明太祖朱元璋这样的特例外，很少有人能日夜勤政而不假他人之手，朱棣自然也不例外。所以，他要助手。其实早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曾仿效宋朝制度，设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数人，作为皇帝侍从顾问，协助处理文书。这个先例给了朱棣灵感。他从翰林院中筛选部分官员入值文渊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