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斗户”主》中的陈奂生就处于这种情况。他年复一年拼命劳动以求温饱，然而年复一年地揭不开锅，而且“漏斗”的底越来越大，亏空越来越多。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他直觉地感到当时政策的失当和一些措施的违情悖理，于是产生了种种怀疑。生活逼着他思索，结果使得如此老实巴巴、安分守己的人，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感情，请人写信向报社反映情况，以求摆脱困境。
如果把陈奂生前后苦苦思索的问题联系起来看，就不难发现在这个劳动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时代精神，他所思考的、急切希望解决的问题，正是当时农村政策中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也正是全国人民所共同关心的问题。他准备告状，这是对党的信任和企求恢复主人地位的尝试，也是历史主动性在他身上的表现。陈奂生从困于食而一跃为余粮户之后，现实生活为他提供了萌生新的欲望的条件和基础。
他吃饱肚皮之后，会想些什么呢？几千年来，农民被剥夺了学习文化的权利，农村中充斥着文盲。解放后，许多农民忙于求食，也无暇顾及文化。因此，陈奂生“总觉得比别人矮一头”，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精神生活”就被提到日程上来了。他产生了一个迫切的愿望：“渴望过精神生活”。哪里有听的、演的，他爱去听，去看，否则他就觉得没趣。
他还想：“要是能碰到一件大家都不曾经过的事，讲给大家听听就好了，就神气了。”这一发现，表现了作者的真知灼见，类似题材的小说还没有如此真实、深刻地描写过处于文盲状态的农民的这种心理要求。农民由对温饱的渴求到对精神生活的向往，这是我们的时代向前跨进了一步的一个醒目标志，也是陈奂生随着时代潮流的前进，思想意识上有了进一步觉醒的标志。
他要求过上一种符合国家主人身份的合理生活，要求扫除长期以来的重压造成的“自卑感”，与他的同伴们平起平坐，要求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大家的尊重，在“精神生活”中也能扬眉吐气，在他的性格中充满了这种时代感。后来，他喜剧性地被推上了采购员的岗位，发了一笔为数不算小的财。这时，竟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弄得辗转反侧睡不着觉，他反反复复地想：“难道这是应该的”：“为什么出力流汗拖板车却投有报酬？为什么不出力气却赚大钱？为什么吴书记写条子求援两吨搞不到？为什么刘主任跑一趟就答应了五吨？这些问题在陈奥生脑子里转来转去，象摆了迷魂阵。
”作为一个普通农民对这样一些问题能作如此认真、深入的出于公心的思考，很不容易。这是他由要求做主人的愿望，发展到显示出做主人的积极态度的一个可喜的飞跃。他面对金钱不乱方寸，他不愿不明不白沾便宜而使别人受损失，他想寻求一个对个人、对集体都公平合理的按劳付酬的方法。因而，他的思考已初步显示出了要求掌握自己的命运，做生活的主人的历史主动性，使他的性格打了时代的记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