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方面，作为县令之子的张自忠，是民国的至佳典范。北平沦陷后，张自忠返回部队参加抗日战争，对自己的老部下，张自忠说：“无论什么部队都可以打败仗，独我张自忠的部队，是不能打败仗的。我的冤枉，只有一拼与死，拿真实的战绩，才能洗白干净。”可以说，从1937年起，他就认为自己已经“死”了，他时时以死勉励自己洗白世人对他的冤屈，这是英雄的忠义使然，也是英雄的悲剧使然。
返回部队后，张自忠随后率领部队不停参加抗战，先是在1938年的临沂战役中率部驰援友军，一天疾驰180里，在鏖战七昼夜后、最终击溃日军，为国军主力随后进行的台儿庄大捷奠定了基础。在取得台儿庄大捷后，国军主力又迅速转移，张自忠所部负责殿后，他且战且走，自己则坚持走在部队的最后面，当时营长以上的军官都配有战马，张自忠命令将自己的战马以及所有军官的战马全部腾出来载运伤兵和物资，他自己作为军长则一路徒步行军，乃至脚破血流，都坚持不骑马、不坐车。
董升堂回忆，1938年徐州会战中，张自忠让军队先行绕过日寇占领区，当时大军已经先行通过，日寇的坦克追击在后，距离张自忠仅有100多米远，张自忠却仍然不肯撤退，坚持在公路壕沟旁边指挥手枪队，准备用炸弹炸毁敌人坦克。1939年，张自忠在鄂西钟祥战役中，面对日军三个师团的来袭，又大破日军于田家集，击毙日寇2名联队长，击伤敌军1名旅团长，致使日寇狼狈溃逃，为国军赢得鄂北大捷。
当时，张自忠已升任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属下有多支部队与他原先并非旧部，在民国那种中央军与军阀部队并列、大家相互猜疑的年代里，张自忠每次打仗，却坚持将自己的子弟兵安排在最前线进行冲杀，自己则坚持上最前线领兵打仗，鄂西大战中战况最激烈时，他所在的司令部的瓦房瓦片，都被日军的炮弹所震碎，张自忠却坚持不下火线、死守在第一线指挥作战。
当时，日本人的炮弹在张自忠指挥所附近不断爆炸，日军飞机不断低飞扫射，张自忠却仍然坚持不退，随军的苏联顾问很感慨地说，“欧洲战争那么激烈，但像你这样，总司令亲自跑到敌人炮弹射程内进行指挥的，我都没有听说过。”5从1914年从军，从一名最底层的士兵做起，到1939年，他已经做到了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就在他战死的前一年，1939年，张自忠返回重庆述职，在重庆期间，他特地去探望了他的老长官、西北军的创始人冯玉祥。当时，在此前与蒋介石的中原大战落败后，冯玉祥便已在军队中失势赋闲，但张自忠并不避讳，仍然前往探望老长官。在民国那个乱世中，他始终坚信忠义，对已经被剥夺兵权的老长官冯玉祥非常敬重。当时，冯玉祥的西北军早已瓦解，但蒋介石对冯玉祥仍然非常提防，并不赋予老冯实权，在这种备受猜忌的氛围里，张自忠却仍然坚持前往拜访老长官。
▲张自忠殉国后，老长官冯玉祥亲自为他题写了墓碑。1940年张自忠牺牲后，冯玉祥回忆起了他跟张自忠的这次会面。冯玉祥回忆说，交谈结束后，张自忠本已告辞，突然张自忠又折返回来，在冯玉祥面前跪了下来，重重地磕了一个响头，张自忠习惯叫冯玉祥“先生”，即使冯玉祥失势后，张自忠当时已身为国军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他也仍然流着眼泪如此称呼道：“先生，不管枪不如人，炮不如人，人不如人，我总要拼命的干一场，作一个榜样给人看。
看我一定尽我所有的力量，报效国家，不给先生丢脸。活着我也要活一个样子，死也要死个样子。我觉得我越走越光明。先生你看着，我一定要这么办。”跪在冯玉祥面前，张自忠当时泪流满面，这也让冯玉祥感叹不已，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也是他与张自忠的：永诀。61940年5月，将军生命中的最后一战，在意料之外、在意料之中，终于到来了。
当时，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退守重庆，日军为了进攻重庆，从1939年开始便连续进攻襄阳、鄂西一带；1940年5月，日军为了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通往重庆运输线，集结30万大军，发动了枣宜战役。为了捍卫陪都重庆，捍卫中华民族最后的阵地，5月7日，张自忠亲自带领部队东渡襄河，主动率军出击日军。出发前，5月1日，张自忠亲笔给三十三集团军的各部队和将领写信说：“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
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最后一战前，张自忠写给同僚的遗书。5月6日夜，就在带军临行出发前，张自忠特地写了封信给了他的老战友、三十三集团军的副总司令、兼77军军长的冯治安：“仰之吾弟如晤：因为战区全面战争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D（师）、179D（师）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