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鲁国毛亨和赵国毛苌所辑注的古文《诗》，被称作《毛诗》，其实后世影响更大。现在看到的是他们流传下来的本子。东汉郑玄，为毛亨的《诗传》作《笺》，被称《郑笺》，影响尤为深远。毛亨《传》曰：“《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劳于从事，而不得养其父母焉。”又曰：“溥，大。率，循。滨，涯也。《笺》云：此言王之土地之广矣，王之臣又众矣。
何求而不得，何使而不行。”这解释得非常清楚了。有人把“率土之滨”的“率”，解为“率领”、“管辖”；把“滨”，改作“宾”，释为“率辖土地的官员”。这是不对的。如《传》云，“率”为“循”，也就是“沿着”；“滨”，是“涯”，也就是边缘。古时，认为“四土”，即四方之外是“四海”，所以，“四土”的边缘称“滨”。
《诗》三百，由周官采集而来。大致上，《雅》《颂》出于士大夫之手；而十五国风，民歌为主，“多为村夫鄙妇所唱和”。即便《雅》《颂》中，也有属“刺”的一类。《北山》即是，是周贵族大夫对周幽王“役使不均”之“刺”，正如《诗传》所云。不过，此诗的蕴含绝不仅在于“刺”。首先，从此句诗中，可以感受到西周所实现的中国第一次“大一统”。
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认为中国国家的发展，经历了“古国—方国—帝国”三个时期。夏商周“三代”之前，是“古国”时期。所以，距今5300年左右的河洛镇遗址，有学者称之为“河洛古国”。“三代”之后，从秦国开始，是“帝国”时期。黄仁宇将此时期划分为“秦汉”“唐宋”“明清”三大阶段。“三代”，则是“方国”时期。
在“方国”时期，周代，是一个重要的过渡和转化阶段——从面积来说，周，把自己的、夏商的“领土”合为一体，称为“天下”；开疆辟土的同时，通过“封建”的“国策”，实现了政权治理的一次大跃升，为秦帝国的第二次“大一统”创造了足够的条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体现的正是这种第一次的“大一统”。
其次，从此句诗中，可以了解到西周的土地占有制度。“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讲的已经再清楚不过了。西周初年，周王室“封建亲戚”，一下封了五十五个姬姓诸侯国，还分封了十六个与姬姓通婚的异姓诸侯国。分封，以土地分封为基础。但是这并不改变所有土地归属周天子所有的实质。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一种“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各国诸侯不过是周天子的代理人，代行管理职责，只享有土地的“经营权”。
毛亨《诗经.瞻仰》传曰：“古者天子为籍千亩，诸侯百亩。”郑玄《诗经.载芟（shan）.序》亦曰：“籍田……天子千亩，诸侯百亩。”《说文》讲，“籍”就是“耤（jie）”，“古者使民如借，故谓之耤。”“籍田”，说白了，就是役使奴隶或耕农无偿为天子和诸侯耕作，所以叫“使民如借”。“籍田”分公田和私田，公田所产作物上缴天子，私田收获留作诸侯士大夫己用。
但公田和私田，所有者都是周天子。“耤”与“耡（chu）”通，后来“耡”字变化出“租”字；“耤”变化为“借”；与“籍”“租”双声同语的“责”，演变出“债”字。这种汉字上的变化现象，实际上反映着土地占有制的本质。土地全归周天子所有，诸侯和士大夫“莫非王臣”，还要受天子“役使”，没完没了干天子派的活儿，于是，《北山》里那个士大夫就牢骚满腹地“刺儿”了。
再次，从此句诗中，可以体察周代政权和神权相结合的统治方式。有人说，这句诗里的“土”，不仅仅指“土地”。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甲骨文中，“土”指“土地”，也是“社”的本字。“社”，在甲骨文中是一种和土地有关的祭祀。周代，“社”字和“土”分开了，有了专门的“社”，但其和土地的关系并没有分开。所谓“社稷”，表面看是指“土地之神”和“农稼之神”，究其核心意义，确指的是“天下”、“国家”和“政权”。
《说文》曰：“社，地主也。从示，土声。《春秋传》曰：共工之子句龙为社神。周礼二十五家为社。各竖其土所宜之木。”这是说，“社”的本义，是土地归谁所有——“地主也”；“社”，还代表“神祇”，是祭祀场所；“社”，还是基层治理单位——“周礼二十五家为社”；每个“社”，都须注各竖其土所宜之木”，《五经通义》曰：“社皆有垣无屋，树其中之木。
有木者，土主生万物，万物莫善于树，故树木也。”西周，采用分封的办法加强周王室的政治统治。分封土地的同时，又叠加了神权的统治，用“社”这种方式，愈加巩固了周天子对土地的占有权。这样来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更可以理解其意义了。周朝的瓦解，是从土地制度开始的。分封制所体现的周天子占有全部土地的制度，必然限制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春秋开始，周天子管不了的“私有土地”越来越多。鲁国于宣公十五年，即公元前594年，实行“初税亩”，等于公开宣称土地非周天子所有的“私有”合法化。《左传.宣公十五年》载：“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藉”，即“籍”，也即“耤”。这是说，初税亩的办法，按照土地面积收税，而不再采用“使民如借”的无偿劳役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