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其事其验，有如谜面与谜底，故事生成即已指涉应验之史实。《三国志·吴书》卷三为孙亮、孙休、孙皓的“三嗣主传”。此为南宋刊本，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来源：书格）天变星变以及其他自然异常现象，被认为是人事休咎的重要征兆，这些在《三国志》帝王纪传中亦自有记载，如魏明帝曹叡在位十四年间，天文事件就不下二十余起，《明帝纪》中有大量记载，《宋书》天文志载录更为详尽。
《宋书》和《晋书》均以“惟记魏文帝黄初以来星变为天文志”，三国之事亦可备查证。更重要的是，二志所记星变多有占语和事验。如，太和四年十一月“太白犯岁星”，占曰“有大兵”，应占之事即来年春天诸葛亮再出祁山攻魏。青龙二年二月“太白犯荧惑”，占曰“大兵起，有大战”，乃是年四月，诸葛亮进据渭南，东吴亦起兵应之。
五月“太白昼见”，亦以蜀吴连横伐魏为事验。当然，这并不是简单归结于太白主兵。如明帝时多见“太白昼见”，按《史记》天官书之说，“（太白）昼见而经天，是谓争明，强国弱，小国强，女主昌”。又曰：“太白，大臣也，其号上公。”（晋志释义抄此）由此可见，在史官和占候家的符号学中，太白又喻示某种居于次位的挑战者，其时外指屡屡北伐的诸葛亮，内指司马氏势力之崛起。
天文占候是综合日月星辰之宿度、躔次、分野、明暗、盈缩以及时间等诸多因素做出占察，似乎是很专业的技术套路。古人以日月五星为七曜，五星即岁星（木）、荧惑（火）、填星（土）、太白（金）、辰星（水），此外还有更多的星宿，如北斗、太微、轩辕、二十八舍（宿），等等。自太史公著天官书以来，史官们一直悉心记录和研究这些天体与人事之关系。
据晋志引述，东汉史官张衡有这样一个简明扼要的说法：“众星列布，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攸属。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就是将地面上之蠢蠢庶物系命于天象变化，以日月星辰为天意之机枢，而世间一切只是呈现“体生于地”的物质形态。虽说占验祥异的一切招数皆与易学衍生的“数术”有关，但涉及天文经星尚有一套专门的知识内容，那就是以神秘主义的自然崇拜确立的推步之术。
汉儒所谓“天人合一”，实质上是一种去主体化的思维方式，那些有关天文占察的整套技术更以“知识”门槛建立其话语权威。《观象玩占》，旧本题“唐李淳风撰”，是一本研究占卜星相的著作，其中保存了大量古代天文资料，据有极高史料价值。此为明代蓝格彩绘钞本（来源：书格）让人稍感诧异的是，三国时期的星变少有祥瑞之说，通常是报忧不报喜。
如，魏黄初六年，五月壬戌“荧惑入太微”，晋志曰：“人主有大忧。”第二年五月曹丕就死了。景初二年，秋八月癸丑“有彗星见张宿”，宋志曰：“为兵丧。张，周分野，洛邑恶之。”何焯断言：“天将除曹氏矣。”（《义门读书记》卷二十六）不过其时距司马炎受禅尚有二十七年之久。又如，吴赤乌十三年，夏五月“荧惑入南斗”，晋志曰：“荧惑逆行，其地有死君。
太元二年（孙）权薨，是其应也。”魏、吴二国此类恶谶甚多，不遑具述。但事有例外，蜀汉却见两度星辰吉兆。先主传建安二十五年，刘备称帝之时，诸臣照例鼓噪一番劝进说辞，上言称：（建安）二十二年中，数有气如旗，从西竟东，中天而行。《图》《书》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加是年太白、荧惑、填星，常从岁星相追。近汉初兴，五星从岁星谋；岁星主义，汉位在西，义之上方，故汉法常以岁星候人主。
当有圣主起于此州，以致中兴。此际未见黄龙、凤凰之类，以岁星为受命之符，倒也自创一格。晋志称：岁星“人主之象也”。蜀臣所谓“五星从岁星谋”，是以义者为王，亦如汉志所说：“凡五星所聚宿，其国王天下；从岁（星）以义……五星若合，是为易行，有德受庆，改立王者，奄有四方，子孙蕃昌。”刘备由此承祧汉室，还赚了个有“义”有“德”的名声。
《后主传》所记一事亦颇为奇怪，即景耀元年（二五八）“史官言景星见，于是大赦，改年”云云。景星被认为是瑞星，又曰德星，自然是吉兆。《史记》天官书有谓：“天精而见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状无常，常出于有道之国。”晋志引刘叡《荆州占》列瑞星四种，一曰景星，二曰周伯星，三曰含誉，四曰格泽，但三国天文记录中仅有景星见于蜀汉这一次。
刘禅昏聩无能之君，倒也做了四十一年皇帝，是三国在位最久的君主，这大概就是所谓“有道之国”的事验。可是，景星出现五年之后，蜀汉就亡了。《蜀后主舆榇出降》，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明万历十九年书林周曰校刊本（来源：书格）对比魏帝、吴主诸纪传充斥祥瑞灾异的记录，先主、后主在位四十三年却唯独出现景星这一次，其他妖星（孛星、天枪一类）一概不见，亦未有蛇孽、羽孽、草孽、虫孽之灾。
这事情好像怎么解释都不对。蜀汉缺少祥异记录，按陈寿说法是诸葛亮施政简率，不置史官，没人载录这类名堂。但景星之见明明出自史官报告，可见蜀中并非没有此职。况且，蜀汉官员中更有周群、张裕、杜琼一干占候家，而诸葛亮、谯周都能计算星守躔次，星变灾异他们岂有不知？天地盈虚，蜀中如何无消息？这是后世学者颇为疑惑之事。
粗略统计，《三国志》诸帝纪传所述祥瑞灾异凡一百三十六事。其中曹魏五十九事（曹丕九，叡二十八，芳九，髦八，奂五），蜀汉二事（刘备、禅各一），东吴七十五事（孙权三十九，亮、休、皓各十二）。这些肯定不是全部事况，此外诸臣列传也有若干记录。如，《吴书》诸葛恪传所记朝会之日，诸葛恪出门时“犬衔引其衣”（之前有服丧者入其屋中，又有白虹绕其车船），果然被孙峻所害。
宋志、晋志皆谓“犬祸”。又如，《魏书》王凌传：“（嘉平）二年，荧惑守南斗。”毌丘俭传：“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数十丈，西北竟天，起于吴楚之分。”王凌、毌丘俭起兵反叛，都以星占定计。可是他们没搞清楚星象的含义就贸然行事，以史官的看法他们都是逆天意而行。古人用二十八星宿来作为量度日月五位置和运动的标志，其中荧惑星的出现，往往预示着疾病、战乱等灾难的出现。
图为《观星玩占》中关于荧惑星与起兵失败关系的描述（来源：书格）祥瑞，或灾异，主要是鉴证帝王治国之绩，故而《三国志·武帝纪》未载录此类事况（曹操是被追谥“武皇帝”，其时仍用汉献帝年号）。不过，《武帝纪》建安五年提到关于曹操的一则吉谶，即官渡破袁绍后，追溯早年预言——初，桓帝时，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辽东殷馗善天文，言后五十岁，当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间，其锋不可当。
至是凡五十年，而（曹）公破（袁）绍，天下莫敌矣。这前后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其事其验的长镜头颇有恢弘之感。由祥瑞或是灾异导引历史进程，无疑是一种建构性的似乎带有合法化功能的叙史话语，看上去是先验的思维方式，却有着元叙事的基本特征，因为所有的占验都可以根据史实来设置，所有的史传事验都是史家已知的谜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