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记》的原型主要有以下几说：一说是湖南常德桃花源《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有人认为是在湖南的武陵，其根据就是《桃花源记》中有“武陵人捕鱼为业”之句。这是因为自陶渊明《桃花源记》发表以来，关于《桃花源记》的原型问题一直受到历朝历代文人骚客和地方政府的关注。
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写了一位背信弃义的告密者，你同意吗？
【陶渊明与告密文化】告密，有点像瘟疫，隔段时间便要肆虐一番。当人们还在对几十年前如蝗虫般遮天蔽日的告密者心有余悸之时，在退隐几十年后，告密行为再次在神州大地悄然繁盛，俨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正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可这事如何又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天下第一隐士陶渊明扯进来了？陶渊明用一篇《桃花源记》给千百年来无数在心灵的困境中挣扎的人们开出了一剂疗愈的良药，在饱受世态炎凉、宦海沉浮和世事沧桑之苦的中国士子的心中建造了一方田园牧歌式的净土。
同时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无可撼动的地位。桃花源成了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之国。每当我们身心俱疲的时候，闭上眼睛，任凭思绪跟随渔人来到“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的桃花源，看那“阡陌交通”，听那鸡犬之声，我们立刻与桃花源的“黄发垂髫”们一起“怡然自乐”了，烦恼和疲惫随风而去。尤其，当我们跟随渔人来到“村中人”的家里，主人“设酒杀鸡作食”，客人放量豪饮。
这家吃了又上那家，家家“皆出酒食”，热情无比。我们沉浸于“村中人”的纯朴和善良，暂时忘却了世间的尔虞我诈。渔人天天喝得酩酊大醉，一连数日，乐此不疲。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桃花源再好，终有离去之时。这些纯朴善良、热情好客的村中人，在送渔人走的时候，只弱弱地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咱们这里的情况“不足为外人道也”。
等于委婉地请求他：您出去了千万别跟外面的人讲我们这个地方的秘密。酒足饭饱的渔人一定是拍着胸脯、打着饱嗝慨然应允：放心吧，我不会跟别人讲的！没想到渔人出了桃花源，“得其船”，一路划行，一路做了很多寻路标记，连回家给父母妻子报个平安都没有，直奔太守官邸告密去了。嘴角的油腥还在 ，口中的酒气尤烈，耳中的嘱咐仍然，可“守密”的承诺却立刻抛到九霄云外，诚信和守约更不知为何物。
读到此处，桃花源的美好意境戛然而止，再也无法闭目悠游。“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陶渊明虚构这个情节，肯定不是故意宣扬告密行为，他的目的应该是营造一种“寻而不复得”的神秘氛围，使桃花源成为虚无缥缈的世外之物。从文学上讲，这肯定极大地强化了作品的感染力。
但无论是作者自己还是千百年来无数桃花源的追寻者都未曾认真考量这种行为的道德意义，这折射出一种怎样的文化现象，值得深思。 《桃花源记》是中国文学里脍炙人口的名篇，很多人在读中学时就能倒背如流。陶渊明这个名字与《桃花源记》一起成为很多中国人心中的清净圣地。现在突然有人跳出来将它们与令人不齿的“告密”二字联系起来，确实令人无法接受。
我也曾无数次将自己沉浸在世外桃源的美好意境里，从不曾感觉到渔人的行为有什么不妥。直至最近，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团体利益与个人道德的冲突问题，才注意到我们的现实和文化（哲学、历史、文学）中，为实现集体目标而降低个人道德要求的事例俯拾皆是，《桃花源记》中的渔人告密即是事例之一。集体主义强调集体利益至上，为了集体利益可以牺牲个人利益。
一个人只要是为了集体的利益，哪怕他的所作所为突破了做人的基本原则和道德底线，甚至触犯法律，往往都能获得集体成员的默认甚至赞扬。作者臆想出这个桃花源得而复失故事，是为了表达自己对这种求而不得的超然物外的生活的向往。渔人只是一个道具，其行为无足轻重，不值得关注。然而，文化的作用正是在不经意间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恰恰是一些微不足道、习以为常、不易察觉的行为能够表现出人在特定文化下的价值取向。
有的人还给渔人的行为抹上了英雄主义的色彩，比之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认为他这样做，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欣赏到桃花源的美景。此处，团体获利后，他的背弃行为获得了赞许。陶渊明创作《桃花源记》时虽已辞官归隐十六年，但潜意识里，站在曾经的彭泽县令的角度，渔人向太守报告自己的新发现是理所当然的，是值得赞赏的； 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桃花源记》的沉迷者们，官本位思想也是根深蒂固，渔人向官方报告当然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然而，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站在善良而纯朴的“村中人”的角度看看，如果太守派出的人真的找到了桃花源，会不会觉得自己被自己所信赖的人出卖了？会不会对渔人的行为义愤填膺地进行道德审判？陶渊明之所以为陶渊明，自有其过人之处。他构想出一个“诣太守”的渔人，同时又设计了一个让告密者无法实现其目的的局：“遂迷，不复得路”。
密是告了，但并没有因此给桃花源带来灭顶之灾，否则，世人心中再无一方桃花源也！一千六百多年来，无数人前赴后继地在自己的心灵世界或现实世界里寻找着这方迷失的桃花源。鄙以为，在一个理想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应该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并在此基础上去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担当社会角色。为了集体利益可以牺牲个人利益，但不能放弃做人的基本原则。
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原型可能在哪里？江西庐山市有个桃花源景区，你觉得正宗吗？
陶渊明自彭泽弃官归来，著有“三大奇文”:一曰《归去来辞》，二曰《桃花源记》，三曰《五柳先生传》。这三大奇文影响巨大，而以《桃花源记》尤甚。这是因为自陶渊明《桃花源记》发表以来，关于《桃花源记》的原型问题一直受到历朝历代文人骚客和地方政府的关注。为了将桃花源属地据为己有，全国先后有30多个地方在“据理力争”。
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这个文学典型所反映的自然形态的原型，应是陶渊明自己家乡的江西省庐山市康王谷桃花源景区，这是因为，他笔下的桃花源的全部景象只有在康王谷中可得到全面的印证。《桃花源记》的原型主要有以下几说：一说是湖南常德桃花源《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有人认为是在湖南的武陵，其根据就是《桃花源记》中有“武陵人捕鱼为业”之句。
于是,后人遂在湖南武陵置“桃源县”,并附会出“桃源山”、“桃源洞(又名秦人洞),,等等,以讹传讹。这就是“湖南桃花源”一说的来源。查阅历史知道，桃源县置于赵宋时代，由武陵县改称,距陶渊明写作《桃花源记》的时间晚数百年之久。至于《桃花源记》中所说的“武陵人”本是暗指陶潜自己,因为其远祖是武陵溪族人。考渊明生平，系生于柴桑，长于柴桑，死于柴桑，一生未曾到过武陵。
但是，他写了“武陵人捕鱼为业”，而不写“柴桑人捕鱼为业”，道理很简单，除上述远祖是“武陵”之外，还由于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战乱频仍，篡夺相继，政治险恶，而他自己又是弃官归隐，洁身自好，明哲自全，只能是实则虚之,虚则实之。《桃花源记》也一样，主要人物实际是自己,也不用真名,而以武陵渔夫来代替，陪衬人物用了刘子骥的真名,但刘既不是武陵人，又不是柴桑人，而是南阳人。
文章如此巧妙，使人真伪难分。因而后人便误以为桃花源就在古之武陵郡了。另一说在北方的弘农、上洛一带，是当时“坞壁”生活的写照。近现代关于桃花源到底所在何处、由何产生的最著名的讨论，当属陈寅恪先生于 1936 年发表在《清华学报》上的《桃花源记旁证》。陈寅恪先生在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