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讨论过嘉靖搞的三角权利平衡的政治格局。朝廷由三种权力派系构成：严党、清流、司礼监。严党与清流互相牵制争斗，司礼监从中谐调和监督，看到哪方要倒了，就上去扶一把，哪一方势力太涨，就去摁一下，始终维持着这个三角平衡。咱们看看，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严党、清流、司礼监都做了些什么，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一、严党高层（决策）：首辅严嵩。
中层（监督管理）：严世蕃基层（贯彻落实）：郑泌昌，何茂才政策下放到基层，执行政策的严党基层官员不顾浙江商贾和农户的实际情况，要求当地作坊一年之内织出五十万匹丝绸。为什么时间要求这么紧迫？胡宗宪的三年逐步缓改不是挺好的吗？当然要时间紧迫，如果三年逐步缓改，利益就都让朝廷和老百姓得了，执政官员和地方上的富商和豪强怎么有机会从中获取暴利？改稻为桑，种桑比种稻利润高很多，那么田地越多，获利就越多，富户和豪强当然想多占土地了。
多占了田地，再让原有土地上的农民租种当佃户，是不是就赚大发了。纺织资本家们也很赞成，因为管理桑田的人手比管理稻田要少得多。有一部分农民就会失业，失业了就要找工作，纺织厂正好雇来当廉价劳动力。官员们也很赞成，通过土地的买卖，这些富户、豪强、商人们想获得土地，就要经过官员们的手，官员们就能大笔大笔地拿回扣。
但是老百姓可不同意，人家自己的土地，自己种桑，自己收茧，自己卖蚕丝，为什么不自己赚钱呢，非要卖给你富户地主和豪强？三年缓改，老百姓就能逐步得利了。这可不行，要逼着老百姓把田地交出来，就必须有所要挟，怎么要挟？现在就执行政策，毁掉稻田，你卖了田，给你钱，你买粮活下来。你不卖，今年没有收成，饿死你全家！够不够混账？为了快速推行改稻为桑，当地官员派人骑着战马践踏秧苗，但戚继光火了，把兵调走了。
严世蕃和郑泌昌、何茂才干脆下了毒计，竟然毁堤淹田，借天灾酿了人祸。地主豪强们借机低价收购甚至巧取豪夺农民田地。 两县被淹，百姓生存立即成了大问题。没有粮食，活不下去了。农民的怨恨:“今年青苗已经下去了，要改桑只能等明年，你现在就让我改，不改就毁堤淹田，现在改桑，到时候没粮食吃，饿死了找谁去？难道去吃桑叶吗？朝廷哪能这样做事？” 中国古代皇权专制下的农民，以食为天，吃饭比什么都重要，能不饿肚子就是盛世，千恩万谢了。
庄稼、土地，这是他们的命根子，只要有土地，庄稼收上来，即便苛捐杂税，他们也不会造反。农民习惯了这种生存方式，满足于自给自足。他们轻易不愿意折腾，他们更愿意做顺民，可受欺负、受委屈的总是是农民。 毁堤淹田，这就是要绝了农民的命根子。 严党的论调: “改稻田为桑田是朝廷的国策，你们要么自己改，要么卖给别人改，死一千个人，一万个人，全浙江的人死绝了也得改！”敢于反抗的，就扣上通倭的帽子，杀一儆百。
“改稻田为桑田，上利国家，下利你们！这么天大的好事，就是推行不下去！今天居然还聚众对抗！现在明白了，原来是有倭寇在煽动造反！”地方大员胡宗宪急了眼，他不能容忍自己的治下的老百姓遭此灾噩，他开始向朝廷请求支援，并四处借粮。那么，掌管朝廷粮食的清流们又如何对待呢？二、清流党高层（决策）：徐阶、张居正中层（监督管理）：赵贞吉基层（贯彻落实）：海瑞、王用汲清流高层的态度：当此百姓危难之际，向来与严党水火不容，斗得你死我活的清流高层，徐阶、高拱、张居正首先想的不是拯救百姓，而是要扩大事态，以酿成更大恶果，好捉住严党的把柄。
淳安、建德两县受灾，数十万灾民饥寒交迫，无家可归，地方大员胡宗宪设法筹粮赈灾。他首先向户部请求调粮赈灾，被徐阶和高拱搪塞，暗示其无粮可调。而张居正在裕王府议事时说出了清流的真实意图：“户部，是不能给他调粮的。能调，这个时候我们也不会给他调了。” “干脆让浙江乱起来，就当做我大明朝身上烂了一块肉，这块肉一烂，严党这个脓疮，就到了该挤的时候了。
” 几十万人的生死，在这些高层眼中也就是一块烂肉。就是为了朝堂上的争权夺利，置万千黎民之生死而不顾。这就是清流，要饿死穷苦老百姓们，这一点上，他们的意见与严党竟然是完全一致的。 即然清流的高层不允许赈济灾民，可想而知中层又是怎样的态度了。徐阶的门生、胡宪宗的好朋友，鱼米之乡的父母官，时任南直隶巡抚赵贞吉，当胡宗宪前往江苏借粮，赵贞吉这样答复：“一百船、两百船粮，江苏都拿得出，却不能借给浙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