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用任继愈老先生的话说，朱熹的“格物致知”，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王阳明，则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说，“心”在本体论方面是事物的源泉。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这句话在历史上是相当出名的，也遭到很大的非议，受到无数文人的口诛笔伐。
朱熹理学是儒家彻底背离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分水岭吗？
所有借问问题径直自说自话都是违反基本规则的！既然有这样的观点，不妨自己撰文写书公告私聊以各种形式表达，无论是否正确，都尽可以充分表达，假模假式的问问题然后夹带私货，在规则上不足为法，在风度上缺少雅量。中华文明核心价值是什么？这是一个大问题，可以立论，可以探讨，可以争鸣，唯独不需要毫无理据的断言和妄语。
（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蚌壳摆塑一龙，头北面东，昂首弓背，前爪扒，后腿蹬，尾作摆动状，似遨游苍海，被俗称为“中华第一龙”）首先，《易传》说：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在此中包含着中华民族认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天地变化”以及人与万物的“化生”都是实在的，因为“天地变化”是实在的，所以才效法“天行健”“地势坤”，也才有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华精神；质言之，中华民族就是要在这个实在的生活世界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努力实现一个道德和谐世界的社会理想，而不是要在另一个彼岸世界去寻求解脱。
这是中华文明和两希文明和印度文明重要的区别和分野。（孔子杏坛讲学图）其次，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在《尚书·尧典》中记载帝尧“克明俊德”，这相当于《大学》所讲的“明明德”，而“以亲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就相当于《大学》所讲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目的是“黎民于变时雍”，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儒家的终级关怀，也就是崇尚道德，通过“修、齐、治、平”，最终要在这个世界实现至善的和谐。
在《尚书》的《周书》部分也特别强调要“敬德保民”，“明德慎罚”，讲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在春秋时期有“三不朽”之说，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太上”就是最高，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以崇尚道德为最高的价值取向。在春秋时期还有“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之说，这其实也是把道德放在首位。孔子把“仁”提升到道德的最高范畴，而“仁者爱人”就成为儒家的第一义。
儒家虽然讲尊天、敬天、畏天，但是并没有讲“爱天”，其原因就在于讲尊天、敬天、畏天都是为了“爱人”，崇尚道德和仁爱是儒家的最高价值取向。提问者既然提到张载，并刻意将其作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朱熹相对照，不妨借此阐发：事实上，朱熹正是直接继承了张载和二程的思想。（张载画像及季羡林先生手书张载名言“横渠四句”）张载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两种，认为人性的善恶是禀气不同所造成的。
朱熹对此说十分赞赏，认为这个思想“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发明千古圣人之意，甚为有功。”（《语类》）。二程继张载后，对“天理之性”和“气质之性”作了区别。在张、程思想的基础上，朱熹又全面论证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二元论。牟宗三等《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提到：人类过去之历史文化，亦一直活在研究者的了解，凭吊，怀念的心灵中。
这个道理，本是不难承认的极平凡的道理。亦没有一个研究人类过去历史文化的人，不自认自己是活人，不自认其所著的书，是由他的活的生命心血所贯注的书，不自认其生命心血之贯注处；一切过去的东西，如在目前。但是一个自以为是在用自己之生命心血，对人类过去之历史文化作研究者，因其手边只有这些文物，于是总易忘了此过去之历史文化之本身，亦是无数代的人，以其生命心血，一页一页的写成的；总易忘了这中间有血，有汗，有泪，有笑，有一贯的理想与精神在贯注。
因为忘了这些，便不能把此过去之历史文化，当作是一客观的人类之精神生命之表现。遂在研究之时，没有同情，没有敬意，亦不期望此客观的精神生命之表现，能继续的发展下去，更不会想到，今日还有真实存在于此历史文化大流之中的有血有肉的人，正在努力使此客观的精神生命之表现，继续发展下去，因而对之亦发生一些同情和敬意。
（朱熹像）笔者并不赞同和认同新儒家的立场和主张，但是他们的上述这一观点是诚恳和公允的。朱熹的理学思想对元、明、清三朝影响很大，成为三朝的官方哲学，这也注定了朱熹要间接为中国近古的停滞落后承担责任，但是这种承担责任是后人时移世易之后的对历史的深入剖析和反思，而不是大字报式的批判，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淳熙二年（1175），著名的学者吕祖谦为了调解朱熹和陆九渊之间的学术争执，出面邀请两派学者同往信州名胜鹅湖寺聚会论学，这就是著名的“鹅湖之会”。鹅湖之会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第一次著名的哲学辩论会。朱、陆双方辩论的“为学之方”，表现出朱熹与陆九渊在哲学上的基本分歧点，最终也无结果而散，但留下的君子之争的风范，令人倾倒向往，也值得我们今天学习。
其实，以个人论，笔者既如前述并不赞同和认同新儒家的立场和主张，如果在历史人物之中可以选择师友，或许也更偏爱陆九渊、王阳明诸先生，但朱熹作为儒学的集大成者，其历史地位绝非幸致，他的理论也完全不是偷梁换柱改变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而是其中顺理成章的一部分。（朱熹诗句）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确实朱熹的思想，正是中华文明源流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朱熹的格物致知和王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有何区别？
程朱理学和王阳明心学这两个流派有本质区别，其区别的核心就在于对格物致知的理解不同。程朱理学的格物是格身外之物，是客观物体，是从客观事物中寻找到规律，然后用这种规律来指引人们的行为。王阳明心学的格物，是格心中之物，格是格其不争而归于正，物不是客观的物体而是指事物。程朱理学的致知，是寻找规律得到知识质量，知是指知识。
而王阳明心学的致知，知是指良知，及通过去处人们心中的私欲杂念而回归到每个人都天生具有的良知。综上所述，理解程朱理学和王阳明心学的不同，关键就要从格物致知这句话入手。同样的道理，大部分人说知行合一都是沿袭程朱理学的说法，即认为是知识和实践亮着的统一和互相促进。而王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知还是良知的知，而且知和行不是分开的两个事，而是一体的，知就是行，行就是知。
请问各路大神，朱熹的格物致知和王阳明的格物致知有何异同？
“格物致知”，是“宋明理学”中的认识论学说，但也同时分为各有侧重的学派。“理学”，自北宋产生，盛行于南宋和明，衰落于清。这期间，涌现众多学派，影响广及千年。朱熹，与程颢、程颐属于狭义“理学”，以“理”作为自己学说的最高范畴，被称为“程朱理学”。因此，朱熹的“格物致知”，是“理一元论哲学”的认识论。二百多年后明代王守仁，号阳明，与陆九渊为“心一元哲学”的代表人物。
他的“格物致知”认识论，自然以“心”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理一元”和“心一元”，就是朱熹和王阳明“格物致知”学说的最大区别。一朱熹和王阳明，分别是宋儒和明儒之翘楚。他们的理论，皆根源于先秦的儒学。“格物致知”，载于《礼记.大学》。《礼记》亦称《小戴礼记》，据称为西汉今文经学创始人之一戴圣所作，是学习孔子传下来的“礼经”的笔记，因而称“记”。
关于《大学》，郑玄说：“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礼记》的这篇文章，主要论述君子个人修养与为政治国的关系；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条“总纲”；然后具体讲述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七个步骤。这七个步骤中，“修身”是根本。“格物”，唐孔颖达《疏》云：“若能学习，招致所知。
格，来也”。这是说，“格物”，就是探究事物的原理。“致知”，孔《疏》云：“初始必须习学，然后乃能有所知晓其成败”。“知”，指知识。孔颖达认为“致知”，就是通过学习获得知识。二朱熹，认为《大学》这篇文章很重要。于是将其与《礼记》中的另一篇《中庸》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并将《大学》置于首篇。
朱熹的儒学前辈程颐，已经将“格物致知”作为认识论的重要问题来论述了，只是还不是高度重视。朱熹则在程颐研究的基础上，上了一个档次，不仅高度重视“格物致知”，还总结出了系统的“格物致知论”。这里要插上几句。前面说到，朱熹属于“理一元论哲学”。他在程颐融合佛教观念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理一分殊”的思想，即“总合天地万物之理，只是一个理；分开来，每个事物又各自有一个理；然而千差万殊的事物，都是那一个理的体现”。
朱熹的“格物致知”，就是关于“理”的认识论。他说，“格”，为至为尽；“物”为事。“格物”，是“即物而穷尽事物之理”。“致知”，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极。他进一步说，从格物到致知是认知由近及远、由浅入深、由粗到精的过程，也是积累到贯通的过程。格物与致知是认知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三宋朝，和朱熹同时，还有一个大儒，叫陆九渊，号象山，家学深厚。
他创建了著名的“象山书院”，培养大量弟子，时称其与兄陆九龄为“江西之学”，与朱熹的“闽学”，并称“朱陆”。陆九渊对《大学》的理解，换了一个角度，他认为，心即是性，即是理，由此开创了理学中的“心学”一系。王阳明，属于陆九渊“心学”一派。关于“格物致知”的认识论，他认为，“格物”，是为“正心”；“致知”，为“致吾心之良知”。
王阳明的弟子，在《传习录下》中，将老师“格物致知”的理论总结为四句话——“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后人，称这四句话是“王门四句教”。四《礼记.大学》所讲的“七步骤”，包括“格物、致知”，原意是作为道德修养方法的命题。但从宋代理学的程颐开始，则将其上升到联系“本体论”的“认识论”高度。
比如朱熹，他认为，“理”为“本”，“气”为“具”——“理”是“本体”，“气”为具象。他以此说，与稍长于他的张载的“其本论”哲学相抗衡。比如王阳明，他认为，心的“良知”是天地造化的根本。就是说，“心”在本体论方面是事物的源泉。各自不同的本体论，也使朱熹和王阳明对于认识论功能的认识上，形成了很大不同。朱熹说，“格物致知”，在于“即物穷理”。
就是必须通过事物的具象，而深入认识事物内部所包含的“理”。王阳明说，“格物致知”，在于“致良知”。就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物，从而完成由内向外的认知。五用任继愈老先生的话说，朱熹的“格物致知”，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王阳明，则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宋明理学，还有其他一些重要代表人。在“格物致知”认识论的研究上，也呈现多元局面。
明代的罗钦顺，是当时与王阳明分庭抗礼的大学者。他与王夫之，都受朱熹影响，关于“格物致知”，在“尽吾心中之理”方面，有所发挥。明末清初的颜元，则对“格物致知”各种理论作了一番总结，认为，“格”就是“手格猛兽之格”，即亲自动手去做；“格物致知”，就是手格其物而后知至，强调了认识和习行的结合。宋明理学，是在较长历史时期中儒、释、道三教冲突融合的结晶和道德形而上学的重建，也是中国哲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新发展阶段。
理学各家对本体论、认识论等哲学重大问题的思考与探讨，大大深化了中国古代的理论思维水平，成为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顶峰。总体上，理学，作为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对中央集权的中国古代宗法社会的统治起了稳定和维护作用。另外， “理一元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以及“心一元哲学”中强调的道德主体价值和个体自觉，都对后世思想家有一定的思想解放和早期启蒙的作用。
理学在东北亚和东南亚，都有广泛传播和影响。所传及之国，往往形成了源自中国而又结合其本国情况的的“气学派”、“朱子学派”和“阳明学派”。西方近代科学传入中国后，最早，“科学”的汉译是“格致”。19世纪70年代，在英国人麦华陀倡议下，中国学者徐寿和英国学者傅兰雅在上海创办了“格致书院”。成为当时西学东渐和中外人士研讨西学的中心，推动了中国近代科技教育和科学普及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国风俗的转变。
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法代表了什么含义？你是怎么理解的？
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这句话在历史上是相当出名的，也遭到很大的非议，受到无数文人的口诛笔伐。在朱熹看来，所谓的天理就是三纲五常所谓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就是：仁，义，理，智，信。是上天规i定的人们人为行为准则，其实这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言人朱熹所规范的人道，故意说成是天道，以此来麻醉草民，也使其草民遵天道，守规矩。
更好地服从封建统治，不要有非份之想罢了。比如说：作为女人，不要有过多情欲，一切唯丈夫马首是瞻。作为臣子，一走要全身心效忠皇上，听命朝廷。不要有篡逆之心。作为儿女，一定要听从父亲的安排，包括婚姻和前程。作为平民百姓，.一定要遵章守法，要任命，不要触犯甚至想都不要去想那些升官发财，一夜寨富，或者犯上作乱之事。
而灭人欲是指消灭内心的贪恋之心，比如：过份的金钱欲，权力欲，色欲等。而不是正常的欲望。总之：天理便是人理，是以朱熹为代表统治者強加给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同明朝唯心主义哲学家王阳明主张的天理就是人欲，人欲便是天理落后了十万八千里。据说，宋朝之前的女性，日子还是相对过得去的，甚至在唐朝尤其是开元盛世和贞观之治的年代民风还比较开放，妇女的日子还比较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