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清史》为什么不用文言文写？
先用一句话直接回应提问。现在写《清史》找不到既熟悉历史，又有极高的文字编辑能力，还能准确使用文言的人。修史、编辞书，是历朝历代的文化盛事。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权王朝灭亡已经一百多年了。对前朝的历史，任何一个朝代都会组织人员编写的。民国初年设立了清史馆，由赵尔巽任馆长，编写清代历史的未定稿。它按照历代封建正史的体例，分为纪、志、表、传四部分，共五百三十六卷。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先后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参与了编写，历时十四年草草收官。这部书稿成于众手，未经仔细核改，刊行时校对也不认真，体例不一，繁简失当，以至年月、事实、人名、地名的错误往往可见。一九二八年这部书刊出，共印一千一百部。其中四百部运往东北发行，经办人金梁对原稿私自做了改动。这部清史由于是未定稿，所以冠名《清史稿》；由于编纂和刊印过程不够精密，这部《清史稿》确实存在不够完善的问题，需要重新修订完善《清史》。
今天，我们已经进入“白话文”时代，修史是用文言还是白话作为一个课题摆在我们面前。清朝依然是文言时代，写它的历史，应该尊重当时人的语言表达形式，恐怕不能用今人的语言记录当时人的会话吧，那样会失真失准。可是今人又极少会准确使用文言表达的，想组织一套既熟悉历史，又有极高的文字能力，还能准确使用文言的编写队伍都很难做到。
用今人的史观编写一百多年前甚至更早年代的历史一定会有失客观。廿四史编写，多有前朝遗老参与，现在编写《清史》这个资源已经不存在了。对史料我们只有尊重，尊重不等于全信。我认为，当下编修清史，应该保留已经存在的《清史稿》，并在《清史稿》基础上出一部“辅本”，或补充增添，或考辨订正。通过这部“辅本”，实现比较客观和比较真实；通过这部“辅本”实现中国史书由文言向白话过渡。
清史现在编辑完成了吗？进展如何？
目前新清史还没有编完，目前人民大学清史所传来的小道消息是说进度卡在了“历史结论”这一块。什么意思呢？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教授虽然目前已经退休，但是他作为清史泰斗，依然是清史编委会决定性人物。人大清史所传来的消息是说戴逸老爷子想在编纂的这套清史里不仅仅梳理好史料，更重要的是在“历史结论”上不搞“和稀泥”而是给出明确的“历史结论”。
举一个例子，清世宗雍正帝究竟是不是篡位，究竟是不是正常继位。虽然这些年互联网历史爱好者圈子受二月河小说《雍正王朝》影响，普遍倾向于清世宗雍正帝是正常继位，但是我想告诉大家，“清世宗雍正帝究竟是不是篡位”这件事一直到现在，在清史学界都是一个争论很厉害的话题。有一大群非常有分量的学者支持“雍正帝篡位说”，同样也有另一群非常有分量的学者支持“雍正帝正常继位说”。
甚至戴逸教授在之前他编纂的《简明清史》里就明确提出“雍正帝是篡位”。当然，截止到目前，清史编纂委员会和人大清史所也没有消息说戴逸教授明确支持哪一派的观点，但是仅仅这一个“历史结论”估计两边教授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大家想一想，光一个“清世宗雍正帝究竟是不是篡位”，就已经争论不休了，清朝200多年发生了多少大的历史事件？又有多少有争议的历史人物，这些事件和人物的结论有那么好下吗？更何况就算清史编纂委员会达成一致意见了，上级主管单位“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也未见得同意编纂委员会的意见。
一千余名甲午清军战俘，为什么差点被清廷给遗忘了？
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以清廷海陆两条战线全面惨败告终——此役，日军在朝鲜、山东与辽东战场的损失只有2647人，包括战死者736人，负伤不治者228人，病死者1658人，“变死”（自杀、事故、灾祸及其他原因）者25人。清军伤亡缺乏可靠的数据统计，可以肯定的是阵亡者至少超过了两万人。此外，若不算刘公岛失陷后投降的4000余人，与台南陷落后投降的5000余名黑旗军（这些人当时便被放还），按日方的统计资料，被俘的清军士兵共计1789人。
①对清廷宣战后不久，日本陆军省便制定下发了一份《战俘管理之件》，就战俘营的设置、战俘粮食和被服寝具的发放、病患战俘的治疗、战俘的移动等问题，做了具体规定。这些规定，基本符合当时国际法中有关战俘待遇的条款。日军还在战场上散发《赤十字社俘虏宣传单》，内中说：“战是国与国之战，非个人间的相互仇恨。敌伤兵、病兵、降兵的救护和仁爱心，此乃必遵文明之公法。
即便对敌将之尸，也须以官礼相待。”②日军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获得欧美世界的认同——对清廷宣战前14天，英国刚刚同意与日本签订新的通商与航海条约。根据新条约，英国将在五年后放弃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其他国家也随之跟进，准备与日本签订新的平等条约。不难推想，如果日军在战争中表现得不够“文明”，便会给列强坚持领事裁判权提供口实。
日本政府当日将甲午战争包装成“一场文明和野蛮之间的战争”，核心用意便在此处。佐世保镇守府司令柴山矢八给海军大臣西乡从道的一封信函，也颇能说明这一点。柴山在信中提到，被关押在镇守府监狱的清军战俘“同囚徒没有丝毫区别”，他担忧这种情况如果被外界知晓，会影响到日本“文明国家”的形象建构：“（清军战俘）同囚徒没有丝毫区别。
如为内外人窥知内情，可能会产生种种中伤和妄评。虽然在待遇上不是与囚徒同视，但毕竟与大臣阁下之意见相悖，至有不少遗憾之事。此次日清战争系帝国之侠义和威信展现给诸国之好机会。更何况我国平素尊重国际公法慎重有加，在文明之动作上并无耻辱之事。然今日对归顺者如囚徒一般待遇，实为国家之前途担忧。”②“至有不少遗憾之事”云云，自是委婉的说法，显示清军战俘在囚禁中发生过某些不好的事情。
柴山还说，当地没有合适的“家屋”，希望海军方面另择地方来安置俘虏。佐世保镇守府监狱关押的，是北洋“操江舰”被俘的清军官兵八十余人。据一同被俘的丹麦人弥伦斯回忆：“上岸之时极备受辱，船近码头即放汽钟摇铃，吹号筒，使该处居民尽来观看。其监即在码头相近地方，将所拘之人分作二排并行，使之游行各街，游毕方收入监，以示凌辱。
予所坐之监宽九（英）尺，长十一（英）尺，用铁栅关锁。约坐二点钟之久，又换一监，操江管驾并各副亦拘入同住。晚餐系鸡子两个，茶一杯。早餐面包一片，红糖少许，茶一杯。午餐系饭、糖、茶。”④不将战俘自码头直接关入监狱，反押着他们在佐世保的各条街道游行，且召集民众围观，是弥伦斯感觉受辱的主要原因。但因为他是丹麦人，所以很快便被从集体监狱转移至单人监狱，且可享受“每日之餐较前略好，门不加锁，得以散步”的特殊待遇。
如此这般关押了十天后，弥伦斯被释放，条件是他承诺在中日战事未结束之前，不前往高丽，也不前往上海以北的中国各地。♦ 北洋海军“操江舰”被俘清军官兵八十余人列队被押入佐世保镇守府监狱相比之下，清军战俘的待遇就要差很多了。候选从九品官员栾述善是在平壤战役中被俘的。据他在狱中的记述，被俘后一度“饮食俱无”，两天后才“发给饭团一握……渴极频呼，仅给臭泉一滴。
如是者二十余日”。后被押往日本，途中也是颇受摧残：“足无整履，身少完衣，由中和至黄州，奔波百余里之遥，不容喘息。九月初八日在江口上船，如入陷阱。坐卧不出寸步，便溺均在一舱。秽气熏蒸，时形呕吐。十六日，至日本广岛下船。狂奔十余里，立毙数人，始登火车。十七日到大阪府，住南御堂厂舍。……一日三餐，入口者无非霉烂萝卜，数月间遍身尽是腌脏衣服。
”⑤栾述善是1894年旧历九月份被俘的，稍后便被押往了日本。清军方面无意查证栾的生死，李鸿章在该年的旧历十一月，直接将他定性成了一百余名“打仗阵亡”的官员之一，请求朝廷给予抚恤⑥。栾后来的命运缺乏资料记载。他有可能直接死在了日本（他的狱中记述被保存在1897年川崎三郎出版的《日清战史》中，国内无版本流传），也可能回到了清朝（回国时这类文字材料会被收缴）。
但即便回来了，他也只能承认自己已是一个“死人”——作为一个被俘者，他不可能再恢复候选从九品的官场身份，也不会有人愿意为了他这样的小人物去上奏朝廷请求更改抚恤名单。与其去折腾这些事，不如默认自己已经为朝廷牺牲在了战场之上。这样，至少栾的家庭尚能保住“各照原衔升阶从优议恤”⑦的待遇。♦ 英国媒体当年绘制的甲午战争清军溃败情形总体而言，在平壤等战役中被俘的清军官兵，后来大多被运输至日本国内的战俘营关押，共计有1000余名；在海城、旅顺等战役中被俘的清军官兵，则被集中收容在海城附近临时开设的战俘营，共计有600余名。
这些人在战俘营中的待遇，应该与栾述善的遭遇大体相似。扼要来说便是：有饮食和衣物供给，但质量一般比较差；会遭遇人格上的侮辱（如供人参观），但无须被迫从事苦役。在此基础上，日军还会为患病战俘提供一些医疗救助，允许战俘传递书信（内容须经过审查），给死者提供墓地安葬。这些做法，让对国际红十字会公约毫无了解的清军士兵“感到震惊”⑧，有些获得医疗救助的士兵甚至感动得落下泪来。
也让日本政府如愿以偿得到了国际舆论的认可——法国的战地记者曾如此报道：“我们随军详细观察了日军的作战行动，……日本兵对勇猛抵抗的清国俘虏表现出仁厚的优待，对病人、负伤者给予人道的治疗和安置。日本民族的仁爱心在这场战争中被展现给了世界。”⑨♦ 平壤日军野战医院，为清军战俘提供医疗帮助据日方资料统计，这1789名清军俘虏当中，有1539人于《马关条约》签订后被送回清朝，剩下的251名战俘中，有1人宣誓“归化”日本，余者情况不详。
档案显示，清廷当日不清楚日军手里有多少清军战俘，也无暇顾及这些战俘的命运——虽然《马关条约》中有“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应将是时所有俘虏尽数交还”的条款，但清廷迟迟没有动作。最早提出送还战俘的，是日本驻华公使林董。时为1895年旧历五月二十四日（距离两国换约已过去了差不多40天），林董奉日本政府之命前去拜见李鸿章与王文韶，对二人提到，日军手里现有1600余名清军俘虏，应按约交还，但须由清廷承担相应费用：“照约两国俘虏应各送还，广岛、海城有华兵俘虏一千六百人，当即分送，惟照通例，应由华筹给送费。
”⑩李鸿章将此事报告给了总理衙门，并提供了自己的处置意见：这笔费用“为数无多”，数量不大；可以等林董的正式公文送来后再分别办理。♦ 甲午年前后的李鸿章，引自小川一真《日清战争写真图》二十天后，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奉林董之命，再次致函李鸿章推动此事，并希望清廷方面也能提供日军俘虏的资料并将之交还。李鸿章的回复是：关押在日本广岛等处的清军俘虏，可派船送往大沽口，清廷将派文武官员前往“妥为点收”；关押在金州的清军俘虏，原本计划在旅顺口交接，但该处“尚未归还中国，暂难派员往收”，所以还要另外商议接收的地方。
至于日军俘虏的情况，“尚未据各该文武查报”，也就是李鸿章手上没有任何这方面的信息，只能派人去前线军营现查，“俟有确数，再当奉闻”，等有了确切消息再通知日方（后来的统计结果是11名）。⑪♦ 日本浮世绘里的甲午战争稍后，日本政府任命了一位陆军中佐为“遣送中国俘虏委员长”，负责具体的俘虏运送交接事宜。1895年8月18日，被关押在日本的清军俘虏，被送抵大沽口。
清廷派出天津镇总兵罗荣光等前往接收。日方将遣返俘虏的名单、死亡诊断书和病历交给了罗荣光，罗荣光则出具了领收证。9月1日，被关押在海城等地的清军俘虏，也完成了交接。9月9日，林董照会总理衙门，告知所有清军俘虏均已送还。⑫这些归国的清军俘虏没有受到迫害——《马关条约》第九款里有规定，“中国约将由日本所还俘虏，并不加以虐待，若或置于罪戾”；也没有得到朝廷的抚慰——据1895年8月23日李鸿章给海城方面的指示，“此间所收俘虏，皆饬粮台分别远近给资遣散，尊处应一律照办”⑬。
这些俘虏们，在领到一笔微薄的回家路费后，便消失在了茫茫人海，史料中再也见不到他们的踪影。①徐平主编：《甲午战争·中日军队通览（1894-1895）》，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388-389页。②宗泽亚：《清日战争》，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220-221页。③转引自《甲午清军战俘在日本待遇如何》一文。
④弥伦斯致博来函，光绪二十年七月十四日（1894,8,14）。陈旭麓、顾廷龙、江熙主编：《甲午战争 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7页。⑤孙克复：《栾述善＜楚囚逸史＞译介》，收入《甲午中日战争史论集》，辽宁大学科研处1984年版，第427-428页。⑥续行查明阵亡员弁请恤片，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 15 奏议十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55页。⑦同上，第554页。⑧宗泽亚：《清日战争》，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219页。⑨侯德云：《天鼓：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45页。此外，在《时代》杂志驻东京记者的笔下，因清军和日军奉行不同的俘虏政策，日军在旅顺实施的屠杀竟也变得可以理解了。
该记者写道：“中国人根本不抓俘虏。不论是那些死者伤者还是被征服者，他们都一无例外地砍下他们的头颅，并以各种方式残近害他们的肢体，最后用绳索穿过所有头颅的嘴巴与喉管，把它们串在一起。日本军队已经见到了他们的士兵的头颅。在平壤之战后，城里发现了一大桶头颅，其间有大岛将军的部队一个年轻军官的头颅。”转引自：（英）吉伯特·威尔士、（英）亨利·诺曼著；刘一君、邓海平译：《龙旗下的臣民 近代中国礼俗与社会》，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307-308页。
⑩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午刻。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 26 电报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84页。⑪复日本领事荒川已次，光绪二十一年闫五月十六日。《李鸿章全集 36 信函八》，第80页。⑫孙克复：《战争俘虏之遣返》，收入氏著《甲午中日战争外交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41-444页。
一个日本东洋史学者认为科举制度与老百姓无关，你认为呢？
宫崎市定先生的说法非常正确，科举制本身确实与普通老百姓无关。请注意，宫崎市定先生在这里所说的是普通老百姓，而非简单的平民。我这里举一个通俗易懂的例子，我们可以说高中以下学历人群里低收入群体占多数，但是我们能说高中以下学历人群都是低收入群体吗？显然不能的。在古代，培养一个拥有哪怕是最基础的秀才功名的读书人，所耗费的资源都是真正普通老百姓所负担不起的。
这里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花费：路费。明清史料最丰富的，我们现在基本上搞清楚了一个明清时代一个普通人想要考秀才需要多少钱。明清科举里有一项要求是凡是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人童生（没有获得秀才功名的读书人），必须拿到本籍廪生（自己籍贯所在地的秀才）的书面担保才能参加科举考秀才。如果没有这份担保是绝对不允许参加科举的。
在明清，这一份书面担保是需要花钱买的，这也是当地秀才一项很重要的收入来源。根据史料，仅仅这一份担保就需要1-2两银子。当然名义上本籍廪生的书面担保是免费的，但是这也必须秀才愿意做担保才行，不给钱人家凭什么担责任做担保呢？学雷锋吗？而根据中国清史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戴逸教授考证，在乾隆朝，一个拥有50亩土地的中小地主全年收入不超过36两白银，而全家全年开销在33—38两白银之间。
《清史》即将问世，用白话文共3500万字，为什么不用文言文？
二十年前，著名清史专家戴逸发文呼吁：“编纂《清史》，此其时也！”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也曾讲过：“如果我们今天不完成纂修清史这项工作，我们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后世子孙。”清史专家戴逸2002年，清史编纂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会主任戴逸，副主任马大正、朱诚如、成崇德，委员21人。2004年，《清史》编纂工作全面启动。
近日，有报道称著名清史专家戴逸先生主编的新《清史》即将问世。然而，这一消息却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历时近20年的《清史》终于编好了，为什么没有得到大家的理解和认可，反而引起了众多网友的质疑呢？清史稿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新《清史》采用了白话文编纂，这在史学界是前无古人的特例。以《二十四史》为例，作为被历朝历代学者认可的正史，《二十四史》上起传说中的黄帝（约前2550年），下至明朝崇祯皇帝（公元1644年），传承有序，按照各史所记朝代的先后排列，分别为：《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
24部史书，全部都是采用的文言文编纂。这样一来，新《清史》就显得与历朝历代的正史有些格格不入了。二十四史二是新《清史》的字数，洋洋洒洒写了3500万字。3500万字是个什么概念呢？由24部史书合在一起的《二十四史》，总共不过4000余万字，这其中篇幅最庞大的《宋史》不过500万字。清朝历史276年，宋朝历史319年，而一部新《清史》的字数都赶上七部《宋史》了，这确实令人震惊。
就算与800万字的清史稿相比，新《清史》也显得过于庞大。事实上，网友的质疑不无道理。一方面，千百年来中国文言文的语义从未改变，传承有序，如今贸然使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无法起到传承作用。另一方面，文言文言简意赅、表意丰富，而白话文篇幅太长，浪费资源，也不利于激起读者的阅读兴趣。比如篇幅同样浩繁的《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成书之后都只能束之高阁，无法流传于世。
清史更有网友表示，用白话文编纂的新《清史》只能称得上是演义。当然，这种观点就有点儿极端了。关于采用白话文编撰《清史》的原因，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先生曾经做出过解释，主要是受限于作者的水平。由于体量浩大，《清史》编撰工作不可能只由三五个顶级的史学家负责写作，而是要动用很多很多人。白话文流行于世已经一百多年，如今能够熟练驾驭文言文的史学工作者已经寥寥无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