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说法，其中最流行的是王莽下令禁止取双字名。《汉书·王莽传上》载：莽念中国已平，唯四夷未有异，乃遣使者赍黄金、币、帛，重赂匈奴单于，使上书言：“闻中国讥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从圣制。”《汉书·王莽传下》载：莽曰：“宗本名会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复名会宗。”根据《王莽传》的记载，在汉平帝继位后不久，再度掌权的王莽下令禁止双字名，一大批人因此改名，包括匈奴单于囊知牙斯和王莽长孙王会宗。
后来王会宗有谋反企图，事发后自杀，王莽下令将其复名会宗，以示贬损。王莽是个复古派儒生，他认为西汉末年的社会乱象是由于没有严格执行圣人礼治导致的，要想“重建”上古大同社会，必须进行改革，所以他掌权后对各项制度都进行了改革，即“王莽改制”。可惜越改越乱，引发了全国性的大起义，王莽自己也身死族灭。王莽覆灭后，华夏大地陷入军阀割据的乱世之中，最终由汉光武帝刘秀建立的东汉重新统一。
王莽死后，他生前颁布的种种措施都被推翻，双名禁令理应一同被废，而且此令从颁布到废除不过二十余年，最多只有一代人，怎么能够影响东汉两百余年直到汉末三国时期呢？而且王莽颁布禁令的理由就有问题，他收买匈奴单于上书提到改名原因是“闻中国讥二名”，这一说法出自《公羊传》。《公羊传·定公六年》载：季孙斯、仲孙忌帅师围运。
此仲孙何忌也，曷为谓之仲孙忌？讥二名，二名非礼也。由于孔子作的《春秋》非常简略，一字含褒贬，如果没有注解的话，后人非常难懂，于是就有了《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这“春秋三传”。三传的作者再怎么能体会圣人之意，他们也并不是孔子，难免会有解释不出来的地方，《左传》还好，它其实算是《春秋》的扩充版，史料较为详尽，对《春秋》的解释尚属次要，而《公羊传》和《谷梁传》就有点“为解释而解释”的味道了，比如这处“讥二名，二名非礼也”就难以服众。
《公羊传》认为“二名”就是双字名，于礼不合，所以孔子将“仲孙何忌”写作“仲孙忌”，但其实孔子从没有发表过双字名不符合礼的言论。他所推崇的上古贤君中，帝尧名放勋，帝舜名文命，都是双字名。《礼记·曲礼》载：“礼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这是周礼避讳的准则，“嫌名”是指跟名同音的字，也就是说同音字不用避讳，双字名只要不一起用就不用避讳。
可见在周礼里面，双字名是很普通的事物，避讳制度都特意作了规定，完全看不到非礼的影子。不过这一说法在汉朝还是很有市场，原因很简单，建议汉武帝“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董仲舒，那就是学《公羊传》出身的啊，这一学派流行起来几乎是必然的事。随着儒家思想的流行，“二名非礼”逐渐成为上层公认的理论，直接影响了士族在取名上的倾向，王莽的禁令不过是这一意识的体现罢了。
那么问题来了，上层逐渐走向全体单名化，基数更为庞大的下层民众取名又是如何？很遗憾，在正史是基本找不到这个答案的，因为正史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只记载对王朝兴衰起到重大影响的人物，他们大多为上层，下层百姓的身影大多被淹没了。翻看《后汉书》、《三国志》等正史，其实上层出身也是有双字名的，比如大儒郑玄的孙子就叫郑小同，不过这类人很少，至于下层，我们只能从零星记载中窥伺一二。
《三国志·公孙瓒传·裴松之注》：英雄记曰：若故卜数师刘纬台、贩缯李移子、贾人乐何当等三人，与之定兄弟之誓，自号为伯，谓三人者为仲叔季，富皆巨亿，或取其女以配己子，常称古者曲周、灌婴之属以譬也。算命师、小贩和商人无疑是当时社会的底层，而这三人均为双字名，大胆想象一下，在汉末三国时期，会不会是上层单字名为多，下层反而是双字名为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