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希望国家好，宋仁宗也希望国家好，所以，宋仁宗对包拯格外信任。【2】包拯大力助推改革，契合宋仁宗的想法。 北宋时期，文官集团、监督集团的数量，非常庞大。 人一多了，就容易抱团。许多文官不干实事，监察官也只弹劾无关痛痒的小事。 但包拯从来不这样。 他从不结党营私，而且敏锐发觉了官员冗余的问题。于是，他大力主张改革，主张“废黜贪官污吏不得做官”，以免蛀虫害虫卷土重来。
他甚至主张废除按察使。按察使，就是地方上负责弹劾官员的群体。因为数量太多，他们开始“内卷”，揪着细枝末节的毛病，根本没什么用。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毫无意义的内卷”。“庆历新政”之后，包拯直言不讳，提了一系列改革建议，解决冗杂的官员、士兵问题。他的建议，出发点都是减轻国家负担，立足长远。宋仁宗作为国家统治者，很难不喜欢这样办实事的官员。
因此，包拯提出的大部分举措，他都采纳了。【3】包拯有智谋，有爱民之心公元1056年，57岁的包拯被临时任命代管开封府。而后多年，世人们传颂的“开封包青天”也基本以这段经历为原型。只不过，现存的正史中，关于包拯断案的具体例子不多。能查到的史料中，包拯断案，最经典的他早期当知县时的“牛舌案”。事情是这样的。
一位农民跑到县衙，状告有歹徒割了耕牛的舌头，请求包拯捉拿罪犯。当时，所有的证据，只有失去舌头的牛和农民的一句话。这个案子，想要直接断案，非常难。如果是一般知县，他可能会选择倒打一耙，怪农民自己没看好牛，或者直接不受理案子。但包拯并没有这么做。他对农民说：“你回家去把家里的牛杀了吧。”在当时，杀耕牛是犯法的。
于是，次日，另一位农民跑过来，举报前一位农民杀了耕牛。包拯心中了然：此案已破， 割牛舌的人，已经自投罗网。这是非常经典的利用人心断案。在宋朝，牛是耕种的劳力，不允许肆意杀。而割牛舌这种事情，基本无利可图。所以，包拯认为，这件事极有可能是怨家所为。他让牛主人去杀牛，目的就是让怨家看见。既然是怨家，他肯定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一定跑去府衙状告。
其实，从“牛舌案”也可以看得出来，包拯是个真正的好官。他断案不用酷刑，不愿冤屈一人，只会尽心尽力去处理。要么，他找到证据，实锤断案；要么，他用智谋，以智取胜。对亲朋好友，包拯素来一视同仁，从不包庇，哪怕他舅舅犯法，他也秉公执法，在公堂上依法责挞；对权贵富户，包拯从不徇私枉法，也从不畏惧权威。一句“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背后藏着的，是包拯的智慧。
【4】包拯有实力，不仅能处理好内政，还能处理好外交国防宋真宗时期，宋朝与契丹签下了“澶渊之盟”，每年给契丹钱财物资以包拯和平。宋朝经济发达，武力较弱，单纯从“划算”角度考虑，用区区物资换取和平，是最好的选择。因此，当时的文官集团和达官贵人们，也都坚持“以和为贵”。但是，包拯多次上奏朝廷：“用钱交两国之好，根本不是长久之计，关键还是要练好兵力，以备不时之需。
”“以古揆今，未有恃盟好，舍武备，而不为后患者。”“国家岁赂契丹，非御戎之策。宜练兵选将，务实边备。” 有一次，包拯奉命出使契丹，被契丹官员为难：“听说雄州（北宋边境城市）最近新开了便门，是想引诱我的叛民，来刺探我们辽国军情吗？”包拯不紧不慢地回了一句：“你们涿州也曾新开城门，要是刺探军情用得着开便门吗？” 契丹官员一听，只能尴尬地陪笑脸。
在和契丹交往的过程中，包拯深刻意识到宋朝边境国防问题。 一方面，宋朝与契丹常年无战事，但宋朝却把重兵全部布防在北疆一带，中原内地兵力空虚，很容易被人偷袭；另一方面，北疆地理位置重要，但地势无险可守，配备重兵不是关键，优秀的将领才是最重要的。于是，包拯多次上书建议，重视武力、强练兵力，并改变北疆的兵力布局，分摊到黄河沿线重点城市，一旦发生情况，既能及时北上，又能守卫京师。
只可惜，北宋重文轻武的传统太过深重，包拯的建议根本没有得到执行。多年后，金兵南下，畅通无阻打开开封大门，连带着宋朝皇帝一起掳走，灭掉了北宋政权。【5】包拯严于律己，两袖清风 除了刚正不阿，包拯还十分廉洁。他对自己要求严格。达官贵人请托、拉关系，他坚决不去；商户富贾请吃饭，他会严肃表示拒绝，以避免来日麻烦： “彼富人也，吾徒异日或守乡郡，今妄与之交，岂不为他日累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