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天同律师事务所的介绍
天同律师事务所是在最高法院及高级法院代理案件数量最多、胜诉率最高的律师事务所之一。北京市司法局于2004年将天同作为四家优秀典范之一，在全市800多家律师事务所中推广其客户服务体系和管理制度，天同被评为2004年度北京市优秀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被评为优秀律师。
2，天同律师事务所工资怎么样
律师与律师助理及其他岗位都是不一样的： 1、律师年薪10多万-几十万的都有。 2、律师助理月薪4000-6000。 3、其他岗位3000-5000。
律师事务所一般是合伙制，薪资律师普遍不高，天同所，待遇在行业呢，还可以
3，天同律师事务所收费多少 律师事务所咨询收费吗
咨询可分为：现场口头咨询、当事人提供案件材料后律师提供咨询意见及法律方案；法律咨询是指提供法律知识问题的解答。由于法律的复杂性，非专业人士在遇到法律问题时，往往需要求助于律师一类的法律专业人士 。 律师收咨询费按计时收费，根据案件的复杂性和工作量及各地区不一样，知名度高的收费会高点，这个你要和律师协商，一般都是协商制。通常会根据问题的难易程度及回答问题所耗费的时间、精力评估收取费用。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规定 当事人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的期限内，以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所列明的再审事由，向原审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加我，我告诉你具体的
4，天同和嘉善哪个律所更好？
天同的创始人叫蒋勇，以前是最高法院的法官，离职后创办了天同律所。天同比较擅长代理最高人民法院再审、二审的案件，属于业内比较高端的律所，收费在国内来讲也是数一数二的。 嘉善律所的创始人叫常亮，以前是北京市高院的法官，跟天同很像，也是法官离职自己做了律师，最近几年在圈里名气很大。 两家律所都接触过，天同的规模比嘉善大很多，感觉两家都是专注于诉讼业务。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比较特殊吧，纠纷特别多，现在都是嘉善帮着做，主要是效率比较高。
盈科是国内规模来讲数一数二的律所，旗下律师很多，业务类型也比较广泛。 嘉善是北京本地的律所，主要做疑难复杂案件和执行难的案件，嘉善律所很多律师都有前法官和检察官的背景，政法系统出身的人不少。
两家差不多，天同规模大点 再看看别人怎么说的。
你是律师还是律师助理还是法官或者当事人呀？看你的身份了，律师当然是熟悉案情，准备靠经验，法官自有政法系统的规矩，当事人就是配合律师，熟悉案情和审理流程。
5，对联的规则重字
对联重复用字规则： 1、允许“同位重复”。 如果上联（或出句）重复使用某个字时，下联（或对句）必须在相同位置重复使用另外一个字。简称“复字”。例： 春回大地春阳暖； 国至新元国运昌。（上联重复“春”，下联在相同位置重复“国”） 病例： 春回大地春阳暖； 岁至新元国运昌。（下联1、5位用字和上联没有对应，这种情况通常是不允许的） 另一种重复用字是连续重复，称为“叠字”或“连珠”。例： 岁岁春光好；家家富路通。 曲曲弯弯走路；堂堂正正做人。 重复用字能强化思想感情： 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 ——这是在旧社会流传很广的一副对联，联中的复字把旧社会穷苦人流离失所的痛苦处境和对旧社会的不满与抗议，充分地表达在联语的字里行间。 熙熙攘攘暮暮朝朝可怜他去去来来个个劳劳碌碌； 我我卿卿夫夫妇妇但愿得平平稳稳年年喜喜欢欢。（宾馆、旅店用联） 重复用字还能横生妙趣： 翠翠殷殷处处花花果果； 朝朝暮暮时时鼓鼓钟钟。（福州西禅寺玉佛阁） 2、忌“同位重字”和“异位重字”，允许“异位互重”。 同位重字，病例1： 春安夏泰人长寿； 秋福冬祥人进财。（“人”同位重字） 同位重字，病例2： 且咏清风寻皓月； 不教清风问浮云。（“清风”一词在上下联相同位置出现，和同位重复单个字是一个性质，同位重字、重词都应该力图避免。） 作为特例，虚字、虚词的同位重字是允许的，如： 漏网之鱼，世间时有； 脱天之鸟，宇内尚无。（“之”字可以重复） 异位重字，病例1： 业流不住勿贪境； 命运相同不恨人。（“不”异位重字。此例下联改为“莫”字即可。） 异位重字，病例2： 玉女飘飘如天降； 珠花滚滚似玉倾。（“玉”异位重字，应改为“雪”之类的其他字。） 同位重字容易发现和避免，而一旦存在，即属大错。异位重字在字数较多的对联中常有被忽视的情况，包括一些正规的赛事中，获奖作品也偶有异位重字，所以写作、鉴赏时须特别留意。 同位、异位单个字词的重复是禁忌，但两个字或两个词的“异位互重”作为一种修辞技巧而被联律所允许，又称“换位格”。如： 本无月缺月圆，它随顺你； 虽有花开花落，你任由它。 室有奇书穷亦富； 胸无点墨富也穷。 万法一心，空不异色； 一心万法，色即是空。 一人千古； 千古一人。（林森挽孙中山先生联）
转抄； 对联的主要禁忌有如下六个方面： 1．忌同声落脚：这是就上联或下联各分句句脚之间的关系而言。 由多个分句组成的对联，各分句句脚的安排， 严格说，可以马蹄韵为规则。所谓马蹄韵，指的是句脚平仄安排如马之走步，后脚踏着前脚印走。其平仄格式为：平仄仄平平仄（仄平……），或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就好象马蹄的声音但是，从对联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出发，考虑到对联“联无定句，句无定字”的特点，其格律要求亦可以“忌同声落脚”为规则。准确一点说，此规则有两点要求： （1）、每边二至三个分句者，要求各分句不能全是同声落脚。 （2）、每边四个以上分句者，要求各分句不能连续三句（上下联起句及中间分语段时可以例外）或三句以上同声落脚。这种规则理论上简洁明了，运用上灵活多变， 既体现了原则性和理论性相结合，又能包容在句脚平仄问题上的几种主要不同意见。关于落脚大家注意往下看就知道了，以每边五分句长联之上联为例，按“马蹄韵”的规则，只有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中间分语段时）。 两种正格， 另有仄平平仄仄一种变格，共三种格式。 按“忌同声落脚”的规则，那么， 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中间分语段时）、 仄平平仄仄、仄仄平仄仄、 仄平仄平仄、仄仄仄平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平仄、平仄仄平仄、平仄平平仄、平仄平仄仄等十一种格式皆为合格， 且无须分正格与变格（严格按规则的标准格式可称正格，相对正格有所变化者可称变格）。 2．忌同声收尾，这个问题已反复强调过。 但有的朋友还不时的犯错，这里再明确一下。准确一点说，此规则也有两点要求： （1）一副对联不管长短如何、分句多少,都要求上联仄声收尾,即上联最后一个字(联脚)应当是仄声;下联则要求平声收尾， 一般不能上联平声收尾,下联仄声收尾。 （2）上下联不能同声收尾。 3．忌三平尾或三仄尾。 所谓忌三平尾或三仄尾,指的是在一个句子的最末三个字,应尽可能避免都是平声或都是仄声。 如：“依法修行能入道” “缘深因厚坐莲台”，我这样改可以吗“缘深因厚登莲台”。所以大家在对联的时候要把这个问题考虑进去，否则会被行家笑话的。 4．忌孤平或孤仄，所谓忌孤平或孤仄, 指的是在五个字以上的句子中,应尽可能避免只有一个平声字,或只有一个仄声字。 如“大日心光遍照”我这样改：大日智光遍照” 5．忌同位重字和异位重字，对联中允许出现叠字或重字, 叠字与重字是对联中常用的修辞手法，只是在重叠时要注意上下联相一致 如“世事纷纷”对“红尘滚滚”， 其中，“纷纷”对“滚滚”就是叠字相对 又如：修道是修心，心空即是涅盘岸 见因如见果，果苦莫如地狱人 其中，“修”对“见”、“是”对“如” “心”对“果”，都属于重字相对。 但对联中应尽量避免“同位重字”和“异位重字”。所谓同位重字,就是以同一个字在上下同一个位置相对如“法界”对“世界”、 “成道”对“成魔”。同一个字在上下联同一个位置相对是不可以的不过,有些虚词的同位重字是允许的, 如:漏网之鱼,世间时有 脱天之鸟,宇内尚无 虚词之就不算同位重字，这一点大家可以不必忌讳 诸佛洞观实相而无住 众生游戏虚空而不知 但仅局限于虚词，所谓异位重字就是同一个字出现在上下联不同的位置。如: 业流不住勿贪境 命运相同莫恨人 若将下联的“莫”改为“不”，就与上联的“不”异位重字。上联的不在第三个位置上 下联的不在第五个位置上虽在不同位置,但都用了同一个不字。这就是异位重字。不过,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异位互重”格式是允许的, 如本无月缺月圆，它随顺你 虽有花开花落，你任由它 请注意它和你。它随顺你==你任由它 看起来属于异位重字。但作为对联的一种特殊格式是允许的。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异位互重”格式是允许的。这叫“异位互重”。 : 再举一例：万法一心,空不异色 一心万法,色即是空 再举一例： 一人千古 千古一人（林森挽孙中山先生联） 联中的四个字都是“异位互重”。 6．忌同义相对： 同义相对,通常又称为合掌。所谓忌同义相对, 其意思应尽量避免雷同, 如“旭日”对“朝阳”、“史册”对“汗青”、 “神州千古秀”==“赤县万年春”。什么毛病啊，很多朋友都爱犯类似的错误，这就就属合掌。同意相对了，当然，出现个别非中心词语的合掌，或者合掌部分在联中比重很小，无伤大雅。一些含义相近的语句相对，也未尝不可。如：心色皆空成正道===根尘俱彻证圆通 此联上下联联义颇为接近，但终究不是同义。大家如果把这些毛病克服了,你的联也就基本成功了。
6，Coindesk深度调查比特大陆涉嫌融资虚假宣传,或被监管追责_
编者按：本文来自36氪战略合作区块链媒体“Odaily星球日报 ”（公众号ID：o-daily，APP下载）
根据 Coindesk 的一项深度调查发现，此前试图参与知名加密货币软件及硬件制造商比特大陆 pre-IPO 融资的各方收到了错误（虚假）的建议。当时有消息称，比特大陆已经获得了 Digital Sky Technologies Global 和 Gin Private Limited 的资金支持。
现在的问题是，是谁把这些消息放出来的呢？此前市场上已经流传了三个版本的虚假融资信息，而且除了收到这些信息的人之外，Coindesk 也无法验证相关内容版本的真实性，而且针对有关虚假信息制作和传播等问题，比特大陆也没有做出过正面回应。在Coindesk调查到的三个版本融资信息中，每个版本都在幻灯片上打印了公司名称和机密警告，甚至还有两个版本提到了银行汇款说明，包括比特大陆收到资金的截止日期和以什么方式收到资金。
最开始在外部流传的一个版本是中文写成的，Coindesk 将其翻译成英文后的大致意思是“比特大陆最近完成了由红杉资本、DST 和 GIC 投资的 4 亿美元 B 轮融资，其投资前公司估值达到了 120 亿美元。”这个版本的融资消息被一名拥有该副本的消息人士转发，他声称了解到相关交易，甚至知道比特大陆在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完成了融资路演。
另外两个版本的措辞有所不同，而且基本上使用了格式化的融资新闻英文表述，称比特大陆已经从红杉资本中国、GIC 和 DST 等投资者再次募集到了一笔4亿美元的B轮融资，估值为 120 亿美元，并且在公共社交媒体和私人电子邮件上被广泛流传。根据另一位声称参与了比特大陆融资路演的消息源透露，在pre-IPO轮之前相关消息副本就已经出来了。
Coindesk 是在 2018 年 8 月 10 日首次报道了比特大陆的B轮融资投资者信息，三天之后发现这一消息并不准确。DST Global风投公司代表 Jan Wootten 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到 Coindesk，明确表示“DST Global 没有投资比特大陆”，并要求对相关新闻内容进行更正。几周后，DST Global 董事总经理 Josh Lindsfor 再次证实他们没有投资比特大陆，并且对这笔投资交易给予了完全否认。
一个月之后，GIC 发言人也表示并没有对比特大陆进行投资。除了传言中提到参加比特大陆融资路演的 DST Global 之外，俄罗斯亿万富翁 Yuri Milner 旗下 Mail.Ru Group 香港投资分部，以及新加坡政府旗下主权财富基金之一的 GIC 也都表态称没有参与过投资比特大陆。
法律层面的影响：比特大陆可能被监管追责
在 CoinDesk 展开调查一个月前，今年9月有一篇报道披露，阿里巴巴最大股东软银和腾讯并未投资比特大陆，这与此前媒体报道自相矛盾，因为报道亚洲大陆 IPO 的中国微信公众号“IPO 早知道”之前声称，比特大陆获得这两家机构的投资。
在上述9月的报道传出后，加密数字货币业内人士纷纷指责比特大陆传播不实信息，但有关被指为不实报道的文章信源至今不明。“IPO 早知道”相关报道的匿名作者C叔拒绝就消息人士的身份置评，而且据 CoinDesk 所知，有关比特大陆得到投资的说辞并未在正式的投资者文件中公布。
目前还不能断定，比特大陆一手促成了有关俄罗斯投资机构 DST Global 以及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 GIC 投资了比特大陆的虚假陈述。但有消息人士收到过比特大陆的英文融资 PPT 材料，并参与了pre- IPO融资。从该消息人士同CoinDesk 的交流看，即便比特大陆与失实表述的关系不能确定，也不足以阻止其对比特大陆郑重采取行动。
上述消息人士自称比特大陆投资者，此人提供了在比特大陆介绍并签署投资协议后得到的融资 PPT 宣传材料，并为比特大陆的不实陈述感到很为不安，考虑对该公司采取法律行动， 并相信，直到投资交易完成时，相关说法才真正成为现实。然而，对于该消息人士会不会从这种行动中获益，我们还不得而知。
无论如何，假如事后发现，比特大陆要为宣传融资文件中的虚假陈述负责，那么法律方面的后果可能是很严重的。国际律师事务所 Ashurst LLP 法律顾问 Hoi Tok 在邮件中指出，在比特大陆公司所在地相关，一家公司一旦出于“诱使他人签订协议的目的”做出虚假陈述，可能因为进行“欺诈或者（做出）罔顾实情的失实陈述”而被追究法律责任。
Leung 称，比特大陆的管理层可能面临最高长达七年的监禁、100 万港元的罚款，以及部分或全部赔偿投资者的资金损失。他将香港监管机构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作比较，解释说，具体处罚要看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SFC）的裁量。
美国法律顾问公司 Murphy & McGonigle 的金融技术法律合伙人、前SEC执法部门高级法律顾问 Timothy Peterson在另一封电邮中表示，总体而言，除非比特大陆“管理层有完全值得信赖的理由，让人相信当时提供的信息是真实的”，否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或者同级的美国监管机构也可能基于一些司法权限，向一切他们认为欺骗性地寻求向美国投资者募资的人追责。
不过，并非所有投资者接触到的融资 PPT 文件都包含虚假的陈述，因此，可能向比特大陆追索法律赔偿的人数应该有限。香港一家风投机构的董事总经理参与了比特大陆的 pre-IPO 融资，这位匿名人士向 CoinDesk 表示，据其回忆，在有关融资的讨论中，比特大陆一直没有拿出融资PPT文件交流，也没有提到 DST Golbal 和 GIC，那只是在一批中间投资者组织的宣讲会议上提供的投资机会。该董事总经理称：
“很少有资产管理经理在一轮（融资渠道）里投入一大笔，对于大多数投资者来说，需要仔细考虑一下这个情况。”
准备上市
2013 年，詹克团和吴忌寒（现任比特大陆首席执行官）联合创立了比特大陆，旨在使用专用集成电路（ASIC）芯片开发加密货币挖矿设备。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让比特大陆的矿机超过市场上现有的其他同行。比特大陆的矿机能够执行复杂的、能源密集型的数学计算，从而破解加密代码，并且快速从分布式数字分类账（即区块链）中获取比特币奖励。
随着加密货币行业的蓬勃发展，比特大陆开始尝试业务多样化经营，除了向美国、中国、欧洲和中东挖矿池提供矿机之外，他们也开始尝试自己搭建矿场平台。
根据投资者文件披露，仅在去年一年时间，比特大陆就从矿机销售、采矿池和矿场管理中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收入，而且他们还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行业的研发工作上内投入了大量资金，也投资了一篇区块链技术初创公司。
根据Coindesk此前的报道，比特大陆因为“被爆出”会在今年九月登陆香港证券交易所进行首次公开募股，其公司估值也出现了爆炸性增长——据悉其IPO市值估计在400-500亿美元之间，使其成为增长最快的加密货币公司和创业“独角兽”。
但是现在，随着比特大陆在融资交易中出现信息不准确等问题，加上最近加密货币市场遭遇“熊市”，导致其产品库存过剩。不仅如此，加密货币现阶段仍是一个不太被公众接受、可信度较低的行业，比特大陆的问题也增加了人们对加密货币市场的负面看法。
今年八月下旬，北美证券管理协会（North American Securities Administrators Association）宣布对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波多黎各和美属维尔京群岛的加密货币运营商和企业进行了200多次调查，目前正在进行的有70多项调查。
今年三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传唤了 80 多位从事可疑初始代币发行（ICO）活动的个人和企业。初始代币发行是一种使用加密货币、或是类似加密货币的金融资产进行众筹的交易活动，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发生了很多与其有关的欺诈诉讼案件。
7，两个不同版本的“803”与一个不能被提到的词_
不论当事人的真实意图如何，最终，围观群众们再一次让性骚扰、平权和与之相关的一切讨论变成了一场狂欢。
编辑丨陈静
将近一周之后，点点仍然无法想象，她在2018年7月27日下午3点13分发布的那条微博，会造成那么大的影响。
这条微博与最近网络上的热门话题有关，在那个话题下，一些曾经受过性骚扰、性侵犯的女性纷纷讲述自己在职场、生活等各个方面遭受性骚扰和性侵犯的经历。很多人希望这个话题能够引起社会关注，提醒人们更加重视女性权益与性别平等。
然而点点当时并没有想太多。她想的只是“首页都在说‘性骚扰’的话题，我也来凑个热闹”。
点点在微博里指责一位领导经常对女性员工讲黄色笑话、开色情玩笑，她还举了一个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例子：公司年会上，这位领导公然让她“来我房间睡”，并且多次强调他的酒店房间号码“803”。遭到拒绝后，还批评她“你这么开不起玩笑”，仿佛错的不是自己，而是拒绝了他的点点。
点点最后发问：“玩笑的前提是好笑。我只想问一句：这，好笑吗？”
带有性骚扰内容的“玩笑”确实并不好笑
此后，事情就像所有的网络热门事件一样，向着当事人无法控制的方向狂奔而去。有人有意无意地揭出了公司的名字——“第一弹”，并且补充了更多的细节，有些与性骚扰有关，更多的则指向了另一件事。
点点发布“性骚扰”微博8小时17分钟之后，“上海斯干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第一弹）前副总裁”后雨发布了一篇题为《第一弹，再××的见！》的长文，文中表示“性骚扰才不是这家公司的全部呢”。文章描述了以他为首的第一弹游戏事业部集体辞职的经历，后雨指责第一弹在业务运营和公司内部管理中的诸多乱象，甚至以窃听、非法入侵个人电脑等手段对其进行威胁。在文章的结尾，他表示：“来啊刚正面，该撕的×一个都不能少！”
一家公司在同一天里先后被曝光“性骚扰”与“离职纠纷”，再迟钝的观众都很难不把这两件事联系到一起。
第一弹当天并未进行反驳，仅在官方微博发表了一篇简短的《严正声明》——“传播内容皆为恶意中伤”，“第一弹已第一时间交由律师处理，同时已请相关平台协助调查”。
第一弹7月27日发布的“严正声明”
7月28日凌晨4点24分，第一弹官方微博发布了第二份声明。CEO王整表示“要一件事一件事地给大家一个完整的交代”。声明中，HR“老郑”现身，自承是点点所说“803事件”的当事人。老郑称点点在两人的聊天记录上造假、断章取义，她本人与后雨有暧昧关系，803事件则纯属诬陷。“直到后雨发布了文章，我们才意识到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商业攻击”……“强烈谴责对方团队，借着网民对性骚扰逐渐重视的网络环境，消费女性价值观和各位网友的同情心，把女生自己当做商业攻击急先锋的行径”。
老郑在声明中提供了二人聊天记录的GIF图，点点刻意删除记录、“断章取义”的行为基本被证实，这一声明令舆论迅速反转，围观群众开始怀疑她的所有发言，并且开始对她展开人身攻击。
在点点的微博转发与评论中，“骗子”“哗众取宠”的形容只能算是轻描淡写，“××婊”和一些更加不堪入目的词汇频繁出现。以她为导火索，对女性发声揭露性骚扰的质疑全面展开，“性骚扰=泼污水？” “你还敢和女同事一起工作吗？”甚至有人开始为那些被指控性骚扰的男性伸冤——他们只是热情了一点，爱开开玩笑，怎么就被误读，还成了被攻讦的把柄？
此时的点点已经无暇顾及更多，她甚至不愿意再一次强调自己“不是故意的”，也很难去向每个人一一解释她发那条微博的初衷。
丨 “803”
“803”是点点、第一弹乃至其他方面争论的焦点。
点点第一条微博的重心就是“803”事件，微博中说：在第一弹年末的公司团建中，晚餐时候老郑对她说“今晚你来我房间睡，我一个人”，并表示自己的房间号是“803”；遭到她拒绝后，等到活动结束，老郑又一次在微信上对她强调了自己的房间号803。她忍无可忍，向CEO反映这件事，却只等来了老郑“你这么开不起玩笑吗？我给所有女生都发了803，怎么只有你觉得性骚扰”的回复。
在点点的微博中，老郑给她发的那条803毫无疑问有“约炮”的意思，点点认为这意味着对她的骚扰从言语升级到了行动，令她“恶心”，也无法容忍。
点点对于“803”的描述
相比之下，第一弹声明中，老郑对事件的描述要详细许多。在老郑的版本里，公司年会上，点点先嘲讽了有家室的老郑“注孤生”，他因为气愤才反驳对方：“那你来我房间睡，我在803！”老郑指出，他并没有象点点所描述的那样“在她耳边轻声说出来”。在此之后，老郑去了另一场饭局，并以为这件事已经翻篇。
半夜，由于一位同事受伤，老郑赶回酒店送人去医院，在酒店门口等救护车时，他发现后雨和点点“在车里搂搂抱抱”，两人看到他之后还“有点尴尬”。老郑当时告诉他们，自己的房间没有人，要独处可以去那里，然后自己跟着救护车去了医院。在同事缝针的间隙，老郑“闲了下来”，问点点情况，点点回答说，他们已经分开，后雨睡在车里，她则回了自己的房间。此时，老郑又一次给点点发了803，并表示自己是想“让他们一起去我房间休息，别把自己搞感冒了影响了工作”。
老郑讲述的“803”事件经过
老郑认为，他是看到了点点与后雨在车里“搂搂抱抱”才让出自己的房间给他们。而且他当时几乎整晚都在医院，凌晨才回到酒店。老郑觉得点点和后雨也知道这件事，“性骚扰”的前提并不存在。更重要的是，他还以GIF的形式证明了点点贴出的聊天记录有删除造假的成分，进而指责她的说法皆为不实言论。
丨 谁在说谎
在点点与我对话的几个小时里，她重复得最多的几个词是“我没想过”，“你能理解吗”和“我也很不成熟”。她把大部分的描述都花在细节上，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反驳那篇“声明”里的不实之处。她认为对方在指责她伪造纪录、断章取义的同时，自己说的都是“非常非常假的东西”，“都是子虚乌有”。
她不厌其烦地向我重复自己在年会时记得的每一件事。
采访电话录音中整理出的点点自辩原文
点点在自己的第二篇文章里贴出了老郑更多的“性骚扰”记录，并质问“为什么长期投诉，多次投诉，都无效？”，第一弹官方并未正面回答。在第三份官方声明中，第一弹坚持“不要让维权行动充满铜臭味”的论调，鉴于点点已经向第一弹提出离职、但双方还没有办理完所有手续，因此他们认为点点是“利用热点话题与公众同情心，实际上只是在为离职纠纷谋取利益。”
点点认为这些都是第一弹拖来的挡箭牌。她认为利用离职作为威胁筹码的不是她，反而是第一弹——事件发酵几天后，曾在微博上转发声援点点的一位同事对她说，第一弹要求她“必须删除微博”，否则将会“像搞她（指点点）一样搞你”，“只要删了微博，就让你平平安安离职”。
点点对我说，在她发表第一条微博的3天之后，第一弹请了一位“中间人“来向她转述了一段话，其中包括“我们就是要搞你”，“让你坐牢”等相当过激的言论。在她看来，事情变得更奇怪了——第一弹为何如此自信，以至于确定能够让她“坐牢”呢？
点点承认自己“删除了聊天记录中的一句话”，理由是“有点私心，想让对话看起来对我更有利”。但她再次向我强调，当时是因为“气上头了，不冷静”，才做出了这样的事情。事后回想起来，“聊天记录是双向的，我有他也有，其实是不应该删的”。
丨 “法律的归法律”
我与第一弹的接触并不像联系点点那么顺利。
7月28日，我辗转联系到了第一弹CEO王整，希望获得采访的机会。对方以“不方便”为理由婉拒了，并表示“整个过程我们微博上也有，可以去跟进一下”。
两天之后，我又找到了第一弹官方微博负责品牌的工作人员，仍然希望能够采访到当事人老郑和CEO王整。对方的态度相当诚恳，也接下了我的采访提纲。然而等了整整一天之后，最终的答案仍然是“由于工作安排的关系，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采访”。
第一弹并未向我展示与事件有关的细节，包括老郑的年龄、工作经历和公司内部的办公环境，而这些其实有助于我们勾勒出一个更加具体的画面。在一个大多数成员都是年轻人、彼此热衷于开玩笑乃至“开车”的环境里，一个中年人是否难以找准自己的定位？那些他自以为幽默实则未必得体的玩笑，会给接受者带去什么样的讯息？
8月2日，第一弹的一位媒介公关经理再次联系了我，表示她可以“负责对接”，借着这个机会，我再次问起可否采访老郑与王整。但对方表示“目前这件事已经告一段落”，“已经在走法律程序”，因此“不希望再在这件事上做过多的讨论”。当我问起法律程序是否针对点点与老郑的争执时，对方回答的是“涉及到的不实信息都在内”，并未特指。
第一弹媒介经理向我出示了一份由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发给新浪微博的律师函，要求新浪微博删除点点、后雨等人的长微博，并“删除其他所有侮辱、诽谤委托人（第一弹）及高管人员的博文”。她还表示，第一弹所采取的手段“并不是所谓的威胁，而是在完全合理合规的情况下操作的”。
第一弹发给新浪微博的律师函（局部）
“虽然是公司，但我们并不是强势的一方，反而是非常弱势的一方，”这位媒介经理对我说，“因为大家的既定意识里都是，个人一定是受害者，公司迫害，女性一定是受害者，没理由不会这么说的。只要支持我们的，就是水军，就是被收买了。”
在她看来，围观群众的态度转变是在“我们Po出了强有力的证据链后”，“点点的微博唯一的截图还是删改的，相信网友都是有思考能力的”。她说，此前因为点点、后雨的微博给第一弹造成的名誉损害，实际上已经形成，这也让第一弹“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微博并不是法院。”她说。“我们的起诉书已经提交法院，等待受理，他们应该过段时间就会收到。”
丨 “我不是完美受害人，性骚扰就不存在了吗？”
除了“803”之外，点点与老郑的许多日常对话也被双方贴了出来。在聊天记录中，点点不仅不像在事件中表现的那样疾言厉色，反而“开车”开得不亦乐乎，甚至多次叫老郑“爸爸”。有了这些证明，“你自己都开车，凭什么说别人性骚扰”的说法一时之间也获得了不少围观人群的赞同。
“这是避重就轻。”点点说。
“你能理解吗？”提到这一点的时候，她的声音有些哽咽，“其实很多口头上的东西是没有办法取证的。老郑一直在说803，然而我微博里提到的那些，比如‘口活’‘飞机杯’‘约不约’，他都避而不谈。”
而老郑指责的“你自己也开车”在点点看来更像是一个悖论：“我之前犯了一个错误，就是（通过这样的手段）把对方的黄段子怼回去——你开了一个荤段子，那我讲一个更黄的。我以为是在反击，反而给了别人攻击我的口实。”
“我确实‘开过车’，对此我愿意道歉。”点点说，“但我开了车，被职场性骚扰就是罪有应得了吗？”
“我不是他们想看到的那种完美受害人。”说到这里，她的声音突然提高了一些，“我不是完美受害人，性骚扰就不存在了吗？”
点点向我提起了许多微博上没有完全说清的细节，比如“一起唱K可以少点一个小姐”等等。但她更想说的大概是一种来自于环境的压迫与艰难，“就是因为口头上的东西很难取证，很多还在公司里的同事因为不想得罪（老郑），怕被报复，明明大家都遇到过性骚扰，但她们要么不希望我说，要么让我打上厚厚的码，即使这样，还有不少人反悔。”在她向其他女同事询问性骚扰经历、收集证据时，一个同事和她诉了不少苦，但转头就把她们的聊天记录直接交给了老郑。
“这让我很伤心。”点点低声说。
丨 过激？利用？心机？迫害？
很多人都热衷于把点点塑造成一个借助女性热点话题来为自己离职争取利益的“心机婊”，而老郑则“不过是个中年油腻男而已”，这种级别的言行对于他们而言，司空见惯。
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这些评论或许各有各的道理，然而当它们同时出现，也从一个很现实的角度反映出了大众——或者说“社会舆论”——对于不同性别的友善度。
尽管点点一再向我强调“性骚扰和集体离职事件没有关系”，“我发微博的时候没有告诉任何人”，“两件事情撞在一起是个巧合”，然而那已经无关紧要。至少在这个时间点，除了了解内情的朋友之外，没有人肯相信她。在第一弹声称她的指控是与离职员工们合谋诬陷时，许多人第一时间相信并迅速认同了“反转”，甚至去提醒后雨不要被点点“拖累”，尽管从实际上看，他才是那个将点点与第一弹真正“联系”在一起的人。
第一弹未必不清楚这一点。老郑发表的声明中，除了对于“803”的澄清之外，还花了大量篇幅将点点描述成一个平时毫无下限、随意讲黄段子、经常予以旁人性暗示的形象——接下来的事情甚至不用他自己出手，热爱“吃瓜”的围观群众会拿着放大镜检查对方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并且从中搜罗出大量“她这样做都是有目的的”，“她不是个好东西”的证据来。
第一弹官方声明中针对点点的反驳
于是最终，话题又回到了起点。
“我真的只是想要把事情说出来而已，我甚至都没有打‘那个’Tag。”点点说。她没有想到的是，在被第一弹攻击“利用平权运动攻击公司”之后，她本人再次被当成了一个标签，被放在了“平权运动是否过激”的语境里。她很清楚，无论自己再重复多少次“我不是故意的”，也无法摆脱这种处境。
不论点点的真实意图如何，最终，围观群众们再一次让性骚扰、平权和与之相关的一切讨论变成了一场狂欢，每个人都能从中获得自己想看到的东西——在群众眼中，这个包含了大量聊天记录、涉及了错综复杂内幕的事件让人“看得很爽”；在致力于平权的人们眼中，性骚扰没有借口，当事人性格上的缺点和并非完美的处事方法也不能成为给性骚扰辩护的借口；在本已对“女权”颇有微词的人们眼中，“反对性骚扰”成了又一个被毁掉的词，继而开始质疑此后每一位发声者的动机。
看似与事件无关的游戏玩家，内部也产生了不同的声音。“去平台给第一弹游戏打差评”“第一弹只是运营，游戏是无辜的”和“运营应该给玩家补偿”都有不少支持者。
“803”事件对《牧羊人之心》等游戏也有影响
至于被舆论碾压过的点点和第一弹，都已经不再重要。
“玩笑”与“骚扰”的界限到底在哪里？社会舆论对于男性与女性的不同要求是否合理？由此衍生出的争论、误会甚至伤害应该如何理解和解决？点点说她并不能确定自己的答案。然而，这个过程中的是非和伤害现在都需要她承担。
丨 并不意外的结局
从最初的“指责性骚扰”到后来的“离职罗生门”，事件在更新迭代极为迅速的社交平台上迅速平息下去，几位当事人在激烈的发言、驳斥、争执之后，声音也逐渐变得微弱，最终归于沉寂。
点点打来电话对我说：“在这件事上，我是不会放弃的，不删微博，不怂。”目前，她还没有收到第一弹寄给她的法律函件，但她表示，假如第一弹真的对她采取什么不干净的手段，她也会“坚决采取法律行动对其进行回应”。
第一弹依然强调“正在走法律程序”，“我们已经起诉了他们”。对于以离职威胁前员工删除微博一事，他们表示并无此事：“都已经起诉了，也给新浪发律师函了，再去威胁不是多此一举吗？”
8月2日，由第一弹运营的游戏《牧羊人之心》更新，与《小林家的龙女仆》联动的活动终于与玩家见面。在游戏贴吧中，不少玩家要求运营方发放福利，表示“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强烈要求补偿，否则联名抵制”。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接连在影视、文艺、学术、公益及其他领域引爆的女性发声行动仍如火如荼地展开，它一方面给越来越多的女性以力量，另一方面又要面对各种无孔不入的攻击和质疑，甚至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利用。截至这篇文章完成时，那个涵盖了无数女性故事的名词在中国的社交平台上几乎已经成为一句死语，它的中文版、英文版、小语种版、古文版、白话版、严肃版、搞笑版……统统成了搜索屏蔽词，像一个人们看不到，却仍然拥有巨大质量、散发巨大能量的黑洞。
原文链接：两个不同版本的“803”与一个不能被提到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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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直击2018互联网大裁员：繁花落地,一地鸡毛_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娱乐资本论”，作者：霍青城 霍超；36氪经授权转载。
今年进入四季度，宏观经济的不景气终于传导到了个人身上，“裁员”消息一波接着一波。烧钱最猛的各互联网大厂员工，率先沦为泡沫破灭时的“代价”，年底被裁，哀鸿遍野。
据统计，从京东、知乎、锤子、到近期的美团、摩拜等，过去几个月，至少11家大型互联网企业传出裁员消息。时至今日，没有一家公司承认自己“裁员”，但“裁员”动作最后均落地实施。进入12月份，社交网站上“裁员”爆料突起，百度搜索指数冲至半年内最高。
对于大厂“裁员”为何集中在今年年底，虽各家公司业务不同，但员工感受如出一辙——为了省年终奖，裁员有KPI。娱乐资本论走访了6家身处舆论中心的互联网公司被裁人员，包括京东、知乎、摩拜、斗鱼、锤子、美图等。他们的遭遇表明，企业裁员的同时也意味着这些公司或商业化上的失败、无力维持现状，或部分业务未来已经不可期。
年底裁员也许是客观原因主导，但公司具体怎么做，却能体现领导层的良心。
号称有“情怀”的知乎，员工描述大裁员突如其来，“电脑瞬间被没收”“饭卡当晚被停”；美团接着知乎，被爆“3分钟办离职”的传奇，率先向应届生开刀；刘强东在国外积极证明自己行为合法，京东却对被裁员工的合法补偿没那么热衷；摩拜整个一身不由己，员工都在等美团砍过来的那一刀；斗鱼海外员工现身说法，辟谣“N+6.5”赔偿为不实言论。
而此前负面新闻漫天的锤子，被裁员工则拿到了足够的补偿，维护前东家意愿明显，舆论与实际对比强烈；美图公司为在此次互联网公司“大裁员”中，舆论表现较为平淡的一家，“合法补偿”的正面评价较多，公司与员工最终“好聚好散”。
京东、摩拜——“裁员进行时”
点评：京东、摩拜未裁员时已风声四起，员工有一定时间找下家和争取补偿。京东的裁员补偿标准正在与员工谈判中，摩拜最新被爆出2天内要“优化”完毕。
打分：京东★★★☆☆
摩拜★★☆☆☆
京东裁员的风从上月底吹到了这月底，至今没有正式通知。但在半个月前，每个在职员工都能从上级领导和周围同事那打听到点什么，基本确定了“商城裁10%，金融板块裁20%。”
“裁员规模与网上传的一样，但说优先裁未婚未孕女性的，我这里没见过，身边有个情况特别符合的女同事，就还在。”京东员工陆游向小娱透露，“裁员”在京东内部已经搞的人心惶惶，虽没有通知，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息渠道，大概知道了该何去何从。
“优先裁没领导罩的，或者是那些异地办公的团队、非嫡系的分公司。”陆游的思维充满了斗争的味道，由于他所在团队老大半月前已经跑路，所以很遗憾，“一个部门都被裁掉了。”陆游告诉小娱，跑路前，团队老大就私下透露整组要被裁，他们剩余30多人随后组成了联盟，开始主动掌握形势。“抱团才是面对危机时的真理，何况我们要的合法权益。”
在联盟成立之前，陆游打听的消息为“N+1”为被裁员工获得的最高补偿，有相当一部分员工被以“末位淘汰”的理由直接踢出，什么补偿都没有。但是近期在联盟群体的主动要求之下，京东总部给出的统一补偿标准是“N+1”。
陆游觉得，跟单打独斗相比，30多人能争取到“N+1”已经是一种进步，但他们的合法权益远不止于此，尤其是对于那些工龄较大的同事。“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自己经营发生重大变化，或者员工犯有重大过失，按照‘劳动法’这样的裁员就是非法裁员，应该赔偿2N，而这对工作2年以上的人，差别很大。”
为了吸引更多的力量加入，增加与公司谈判的筹码，陆游所在的联盟积极拉拢试用期“萌新”员工，由组长或产品负责人起头，给这些员工发送转正邮件，而公司如果拒绝的话，则需要举证他们不能胜任工作的理由。“举证不了就是非法裁员，试用期，包括刚转正的，一般不满半年，公司给半个月补偿往往就能镇住他们，其实按照法律他们能拿1个月的。”
已有一定斗争经验的陆游，现在回想起11月底京东网 传的“裁员”消息，认为公司就是在故意扇风，至今他们中未有一人接到被裁通知，但焦虑的情绪早已泛滥。“就是让你待不住，主动离职找下家，这样他们就不用赔了。”陆游强调“这时就需要团结，该争取的不能丢。”
对于争取“2N”赔偿可能失败的结果，陆游则胸有成竹地表示，他们准备了一堆实锤，放出来京东会很被动，上法庭的话不赔也得赔。另一边，还有员工在某社交软件上喊话，准备爆料京东某部门的利益输送和刷单套现窝案，疑似对裁员赔偿不满，围观者众。可以预见的是，处理不好裁员补偿问题，京东不久或将遭遇刘强东之后的又一波危机。
“干的好好的凭什么裁我？很难受很失望，我们联盟都是年年都评优的老员工，不分青红皂白直接裁了，赔偿也不按法律来。”陆游心里憋了很大一股火气。12月22日，刘强东那边传来“没有性侵女大学生，自己是守法公民”的新闻，陆游对此不做评价，某职场社交论坛上，京东员工对此也没有表现出过多的兴趣，他们最关注的还是“如何争取到合法补偿？”
“千万不能授人以柄。”时至今日，陆游及同伴们仍然按时上班，好好打卡，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砍刀砍过来的时候，自己不至于被“宰杀”。
与京东一样，提前一个月传出消息，但没正式通知的还有摩拜。嗅觉灵敏的摩拜南区市场人员李潇潇，10月份从胡玮玮发出的一封邮件——“摩拜城市市场部，从全国市场部归到城市团队之下”，就嗅到了“裁员”危机。
在李潇潇看来，“裁员”并非胡玮炜的本意，而是迫于美团的压力。“美团11月要砍我们30%人的时候，阿姨极力反对，所以裁员的事没进行下去。”李潇潇告诉小娱，胡玮炜的人品在摩拜内部广受认可，但也因为其太重感情，公司治理上存在很大漏洞，“助长了腐败风”。
11月美团要求摩拜的“30%裁员计划”没有如期推行，但在李潇潇12月下旬离职后的几日，公司便群发了“明年1月市场部预算全部砍掉”的通知。“摩拜一直不赚钱，美团今年刚上市，财报肯定要做好看了，我们市场部这些辅助性的花钱业务明显成了累赘。”
李潇潇告诉小娱，从今年开始摩拜市场部的预算大概缩减了80%，10月以后市场活动全面停止，而市场部员工8月开始转用户运营，卖骑行券和站内/车身广告，10月开始设KPI。“这个月KPI跟上个月KPI很不一样，你能明显感觉到摩拜在积极变现，但又不得其法。”
商业化情况确实没有好转，李潇潇通过后台数据发现，摩拜的活跃用户数和订单量明显在减少。“其实10月份将市场部划归为城市团队前，很多三四线城市就进行了一波劝退和关站动作。”摩拜在市场败退的原因，李潇潇认为是“车太差”和“维修跟不上”，而同时市场上后兴起的青桔单车和哈罗单车，质量明显更好。
对于美团收购的摩拜的原因，李潇潇作为普通员工百思不得解，觉得美团进入后，“摩拜什么变化都没有”，最大的动静就是把押金免了，原有押金可以退。“钱是美团出的，当时美团想借此提高自身APP的日活，但由于执行特别差，用户只把钱退了，却没人知道美团。”
12月20日，网络曝光美团王兴和穆荣均将所持摩拜出资额全部质押，这条消息进一步加深了李潇潇和身边同事对于收购案的不解，“也许是腾讯让美团战略性收购一下，美团只好从了？”
12月23日凌晨，胡玮炜群发邮件宣布不再担任摩拜CEO，权力完成交接。“摩拜员工再也没有挡箭牌了。”这是李潇潇的第一印象，而她庆幸自己提前一周抽身上岸。“那些在10月没感受到危机的同事，现在都很慌。”短短一周风向大变，李潇潇在同事眼中，由原先的“太冲动”变成了“正面典型”。
上周末，李潇潇打听到原HR在本周商定了大量会议，她认为这也即意味着摩拜要在年底正式加入互联网“大裁员”队伍。本周一，李潇潇突然告知小娱“全国各地今天开始优化，周二前要搞定。南区CRM同事已经被优化，杭州市场部一个不留。”
“有消息的人早就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整个西区11个市场人员只留主管一个；我们城市的运营专员会很惨，HR在跟运营主管商量，要设KPI让人不达标；裁员补偿参考10月以前劝退的那批，最多拿‘N+1’。”李潇潇向小娱大方地分享自己获得的消息，并表示前同事对“N+1”的标准还挺满意。“吹了一个月的裁员风，可能大家本来期待就不高。”
回忆起刚进摩拜的那段时间，李潇潇形容为充满了理想主义，不会跟公司计较得失，而现在没有人再把公司当回事，“同事们早已貌合神离，找新工作都都成公开的了。”对于美团必然要砍下来的那一刀，李潇潇没有负面评价，并真心认为“没有美团，摩拜也撑不到今天。”
知乎、斗鱼——“突然大变脸”
点评：知乎和斗鱼海外部裁员都是突然进行，没给员工任何准备空间，员工心理遭受打击较为大。补偿方面，同是试用期，知乎工资发到12月底，斗鱼补了N+1和部分年终奖。
打分：知乎★☆☆☆☆
斗鱼★★☆☆☆
没有一丝丝防备，知乎“大裁员”某一天突然而至，几百人被杀了个措手不及。视频运营部的试用期员工何晓萌才来一个月左右，凳子还没坐热，年底突然被告知要“走人”，这对他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被通知裁员的那天，何晓萌的饭卡立刻被停，甚至不能在知乎吃最后一顿晚饭，电脑瞬间被没收。
“网 传的300人被裁是说少了的，我走之前知乎是1700人，内部消息是说要裁到3位数。”此次知乎大裁员，多方消息显示商业化团地是重灾区。“去年年底700人，今年大力发展商业化，人数扩张到1700人。结果商业化搞的很差，多出来的这些人哪来的就回哪去。”何晓萌告诉小娱，他所在的15人视频组，被裁掉了30%，都是不用赔钱的试用期员工。
“HR通知我去办公室聊业务的时候，我还准备了PPT。聊着聊着HR还表达了对你业务的认可，但需要改进，我还很诚恳的向他请教怎么改，后来就发现情况不对了。”何晓萌描述自己当时的感觉是懵逼+过山车，意识到公司要裁员的时候，脑子是懵的，但心跳开始加速。“那什么时候走？”何晓萌小声地问。“现在、立刻、马上，办离职的同事在等着你。”
像是被人打了一闷棍，何晓萌失魂地走出HR办公室，同时被裁的还有另外3个同事，加他2男2女。舒缓了片刻，2个男生开始疯狂地联系猎头找下家，2个女生则很平静“哦，那就回家吧。”最后，何晓萌他们争取的补偿是工资发到12月底，社保也交到12月底。
何晓萌认为“大裁员”也即意味着知乎商业化上的失败。以视频为例，知乎营造出的形象一直是理性、高端的知识社群。何晓萌不怎么玩知乎，但深知运营规律，他认为知乎可以走慢一点，视频可以做出自己的高端特色。进入知乎以后，原老大跟他谈的高大上战略，一个没进行，何晓萌的主要工作成了挖微博、抖音的各大红人。“实际运营的策略根本就是错的。”
此外，在跟知乎要资源推广视频的时候，何晓萌也感觉到了“特别别扭”，他评价知乎为“既当又立”。“领导层想要商业化，想要赚钱，还要同时保持自己高端形象，自上而下不给资源和入口，很分裂，很别扭。”在没被裁之前，一个被知乎从优酷挖过来的商业制片人规劝何晓萌，“最好别太管工作上的事，商业化部门之间还要打架，没准年后会好些。”说完没多久，这位制片人与何晓萌在同一天被裁掉。
对于知乎“商业化”上的矛盾和不稳定，何晓萌还有其他体验，“裁员前一周，还说要把视频组一半的改组做大数码，群都拉好了。”“知乎原来就有科技运营团队，大数码感觉是拍脑门决定的，做的好肯定要合并过去，做的不好也会被原团队吞掉。”
何晓萌和当天被裁掉的同事，原本当天拉了个“知乎维权群”，但只过了2天，就改成了“知乎人才择业群”。
“这就是突然裁员给人造成的惶恐，眼下最重要的不是维权，是赶紧找到下家，太没安全感了。”
何晓萌的目标是头条。
何晓萌告诉小娱，在互联网圈中，头条和腾讯成了最大的避风港，而据他所知，腾讯明年缩招会比较明显，“每天招进100、200人”的头条成了他最大的指望。“已经在跟头条的HR谈薪资，祝我好运。”“实在想象不到，再被头条拒了，我会怎样。”
比知乎更早一步“突然翻脸”的是斗鱼，12月初斗鱼海外部“大裁员”的消息率先开启互联网大厂年末残酷的一面。“前期招人非常迅猛，很多北上广杭挖过来的大牛，现在不管你是外地来的、有房贷的还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毫不留情。”秦枫在某社交网站上匿名吐槽。
作为斗鱼高薪挖过去的技术人才，秦枫只上了20多天班就突然告知被“优化”，这让他感觉很不真实。秦枫跑去洗手间洗了把脸，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脑子是懵的，手开始发抖，“这简直是致命的打击，我一月房贷2万，马上计划要小孩了！”
“年纪越大，机会越少，很多公司年底都是没有HC的，年初才会放开。这时候裁员，拖家带口的怎么过年？听说有同事在电梯里直接哭了，这一点都不夸张。”秦枫透露他的一位同事在接到裁员通知后就消失了，直到第二天下午才联系上。“人的情绪将近崩溃。
作为被裁的员工之一，秦枫可以理解公司因为效应不好做出的裁员决定，但不能接受斗鱼官方笼统的一句“团队正常优化调整”来敷衍外界。“接到的裁员通知都是口头，没有正式邮件。我们不是不行，希望公司给出书面说明，那么我们再找工作就不会那么尬。”
对于网上一段时间盛传的斗鱼“N+6.5”的赔偿，秦枫认为要么是有人在造谣，要么就是公关在洗地。“真拿这么多，我们这些被裁的高兴来不及。”最终，斗鱼跟被裁员工谈好的统一补偿为：N+1+年终x0.5x工作天数/365x绩效系数。“绩效系数都打的C，0.5个月。”
秦枫认为“N+1”属于合法补偿，在年终奖部分中，公司最大的施舍就是将他们的“加班顺延工作日”。“年终奖算到最后也少的可怜，起初很多人都不愿意签字，但公司只用‘奖励包’一招，就轻松将被裁员工的统一战线瓦解了。”
“奖励包”政策即先签离职协议的，可以奖励5000元，名额只有40个。“人性就是这么脆弱，大难临头各自。”秦枫理解签协议的同事，确实是公司“太厉害”。最后一批没签协议的人，被告知“奖励包”还剩几个名额，秦枫只能感慨“个体太弱势。”“当然，公司最后还推荐了转岗去处，需要通过面试、谈薪，进不进去，还是看个人能力。”
“雪中送炭的人少，锦上添花的人多。这个冬天很冷，冷的有点让人窒息。”秦枫根据自身经验，为互联网从业者总结出七条“劝诫之言”，其中一条就是“互联网公司，来的快，去的也快，互联网新项目组慎入。”广受赞同。“有机会，争取去大厂吧。”
锤子、美图——“时间足够”“补偿足够”
点评：锤子、美团在此次大裁员中，是难得一见的员工评价较好的公司。锤子给足了员工离职时间，有困难可以再商议；美图则给足了员工补偿，明显高于同行。
打分：★★★★☆
8月20日，锤子坚果Pro 2s发布，和以往每次破百万的门票收入相比，Pro 2s发布会的收入仅有不到50万。发布会过去没多久，锤子便开始裁员，张德晨就是其中之一。与锤子铺天盖地的负面舆论相反，在锤子供职2年多的张德晨，对公司以及罗永浩的评价非常不错。
根据此前媒体报道，锤子早在年中时资金链已经紧缺，现金流主要依靠京东的销售回款，而回款的多少直接影响到每个月员工的开支。但坚果Pro 2s的销量并未达到预期，融资未果，销量不顺，开源节流成了锤子的必然。
也是从8月底开始，张德晨陆续看到身边的同事被HR单独带走商谈离职意愿，他期待着last day不要在自己身上降临。但事与愿违，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不过与知乎、美团、斗鱼的光速裁员不同，锤子的手段温和了不少。
“裁员流程是按正规流程走的，HR谈完补偿后会根据个人意愿，给员工留出三个月的准备时间。”张德晨打听到并不止是自己所在的软件工程部，此次裁员范围面向锤科全业务部门。根据网易科技的报道，锤子裁员计划中只留下40%的人员。
对于公司效益差，张德晨和同事心知肚明。在工资和补偿到位后，曾经的战友陆续离开了这个“情怀之地”。“我们那批中没有听说有人被拖欠薪资，也没听说有人为补偿和老东家撕破脸。”张德晨告诉小娱，即使被迫离开，双方也都很体面。
对于此次裁员，张德晨表示理解。他在刚入职锤科那年年中也遇到几次发不出薪资的情况，当时锤子一度处在倒闭边缘。为了拯救公司，罗永浩到陌陌做直播，去得到app开专栏等，最多的时候借款9600多万元帮着公司和员工度过了危机。“公司实际情况就那样，‘N+1’大家都接受，多了真没有，主要是时间给够，公司也沟通的好”
在离开锤子的几个月准备时间内，张德晨很少再看到老罗。不过他听说老罗压力也很大，经常凌晨十分才去公司，即使到了公司也直接钻到办公室，“罗老师还是比较直率的，估计没钱也不好意思再给员工打鸡血了吧。”张德晨苦笑道。
8月底通知离职，11月才离开，三个月中伴随着张德晨的是很多无奈。家里的孩子尚且年幼，每年的学费和抚养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生活的重担压在他身上，他有些不知所措。张德晨也不是没再看过其他工作机会，但是转悠了一圈发现在今年经济情况下滑的大环境之下，向往的公司也都过的不顺利。
说着，他给小娱丢来一张小米的股价的走势图，这家在上市前最有黑马气质的独角兽，如今股价早已蒸发近20%，总市值不到440亿美元。这个价格要比三年前小米450亿美元的估值还要低了不少。“你看小米都这样，谁家又能好过呢？”张德晨叹了口气。
受访者中，美图员工与锤子员工一样，难得一见对公司评价较好。此外，美图员工最终拿到了明显超过“N+1”的补偿，这放至整个互联网裁员企业中，都显得十分不易。
早在裁员发生的几个月前，美图就进行了第一波裁员。当月CEO吴欣鸿宣布调整变图的组织架构，将成立社交产品、美颜产品、智能硬件产品三大产品事业群。在此之前，其涵盖了美图秀秀、美拍、商业化、创新、海外等多条业务线，随着结构调整，裁员也在进行时。
据了解在美图第一波裁员中，包括运营、市场、销售、技术在内，一共裁了600-800人的规模。紧接着11月起，美图发文称，美团美妆业务自11月30日后，停止运营。几乎同时，美图开始第二次裁员，杭州的电商团队几乎全军覆没。
对于公司的运营情况，事业部管理层秋琳早有一定准备，当得知自己整个部门将要被裁掉的消息时，并不惊慌。“因为整个的业务已经开始呈现不健康的状态了，所以其实员工对于裁员这件事心里是有一定的预期的，没有感觉到这么突然。”
秋琳向小娱透露，由于员工心理早有所准备再加上补偿款还算到位，目前没有听说员工有出现矛盾冲突现象。“超过N+1，明显好于其他家，大家都是接受的，具体多少不方便说。”
被裁掉后的那段时间，秋琳对于未来也有一定的恐慌，“因为毕竟现在是所谓的寒冬，找工作可能不好找。而且最近裁员的都特别的多，我预期外面是有大量的离职人员，职位可能也不太够。”但事实有些让她出乎意料，在而后的求职过程中，她顺利的拿到了三份offer，并且已经入职其中一家。
“我出来了之后发现有大量藏在幕后的公司，其实也很需要各种各样的一些人才。这些公司可能并不像互联网公司那样比较有名，但在寒冬之中还是比较好的选择。”
秋琳认为目前寒冬影响资本，资本影响互联网公司，而在互联网公司最终影响的就是市场部的预算，随之受到影响的就是乙方公司。
“而一些优秀的人才，他即使在乙方公司受到影响，也会被甲方公司所接纳，从而到甲方公司来去做相应的一些工作。”
对于前东家美图，秋琳还是有一些唏嘘，“美图的产品真的是很扎实，但整个策略调整以及对于市场的一些反应相比竞品还是稍微有点偏慢了。”她告诉小娱目前能看到美图在积极的去做正向调整。“如果美图能在产品的基础之上，把商业化这块运作起来还是挺有希望的。”
裁员应该是什么补偿标准？
在这次互联网公司“大裁员”中，“N+1”成为正式员工与公司协商上后的普遍补偿标准，试用期员工甚至“0赔偿”，“年终奖”唯有斗鱼发放了一部分。那么按照法律规定，这些补偿是否合法？裁员补偿又有几个标准？
上海保华律所劳动法律师董寅表示，根据《劳动合同法》，经济补偿和赔偿金只有“N”、“N+1”、“2N”三种标准（不满半年的按0.5算，半年到一年之间按1个月算）。
其中“N”和“N+1”对应都是合法经济补偿，“N”是一般情况下合法裁员或合法解除劳动合同；“N+1”对应的是合法情况下，需要提前1个月通知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三种情况，包括劳动者在医疗期、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客观条件发生变化。“2N”为赔偿，对应的就是违法裁员或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包括试用期员工。
“在校大学生勤工俭学、退休人员返聘不是劳动关系，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可以随时辞退，没有赔偿。”
董寅告诉小娱，公司如被认定为合法裁员或合法解除劳动合同，需满足系列法定条件和程序。
如“合法裁员”需企业证明自身经营发生严重困难或破产重组等；还要满足减员20人以上，或减员比例占公司10%以上；并提前30日向工会或全体员工说明情况。（此处提前30日属于法定程序，不属于上文所述“N+1”补偿情况。）
“合法解除劳动合同”包括劳动者依法解除；劳资双方协商解除；员工试用期被证明不能胜任、员工严重违规等情况下，企业依法解除等。
董寅认为不符合法定条件，没有遵守裁员程序的裁减人员情况，最重要的是员工没异议，而只要员工提出问题，最后企业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违法裁员，赔偿标准就是2N。“看现实情况，大部分企业和员工协商后的标准是‘N+1’。”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在“合法裁员”中，企业如能证明自身经营发生严重困难、客观经济情况发生变化致使不能履约、企业转产变更合同后仍需裁员等情况，《劳动合同法》规定了需要支付经济补偿而非赔偿；如果员工因自身严重违规，企业则不需任何补偿和赔偿。
“裁员”潮中，一些被裁员工在意的“离职证明”上的内容，可能成为企业威胁自己签协议的把柄。对此董寅律师表示，虽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但离职证明一般只可以写离职原因、时间等，离职原因一般只有辞职、协议解除和违纪解除等。
“如企业对员工做出不当道德评价，造成员工损害，员工可以向劳动部门投诉。”
以上互联网公司员工均为化名。
打分标准：
★★★★★：最高补偿+时间留足（行业典范）
★★★★☆：合法补偿/时间留足（好于同行）
★★★☆☆：补偿争取/时间未定（灰色地带）
★★☆☆☆：非法赔偿/不留时间（普通负面）
★☆☆☆☆：非法赔偿+不留时间（负面典型）
☆☆☆☆☆：没有赔偿+不留时间（无药可救）
9，回忆我的父亲_
回忆我的父亲
杨绛
一
我父亲杨荫杭（1878—1945），字补塘，笔名老圃，又名虎头，江苏无锡人，一八九五年考入北洋大学堂（当时称“天津中西学堂”），一八九七年转入南洋公学，一八九九年由南洋公学派送日本留学。回国后因鼓吹革命，清廷通缉，筹借了一笔款子，再度出国赴美留学。我是父亲留学回国后出生的，已是第四个女儿。那时候，我父亲不复是鼓吹革命的“激烈派”。他在辛亥革命后做了民国的官，成了卫护“民主法治”的“疯骑士”——因为他不过做了一个省级的高等审判厅长，为了判处一名杀人的恶霸死刑，坚持司法独立，和庇护杀人犯的省长和督军顶牛，直到袁世凯把他调任。他在北京不过是京师高等检察长，却把一位贪污巨款的总长（现称部长）许世英拘捕扣押了一夜，不准保释，直到受“停职”处分。《民国演义》上提到这件事，说杨某其实没错，只是官官相护。据我理解，我父亲的“立宪梦”，辞官之前早已破灭。
我说“理解”，因为都未经证实。我在父母身边的时候，对听到的话不求甚解。有些事只是传闻；也有些是父亲对我讲的，当时似懂非懂，听完又忘了；有些事是旁听父母的谈话而领会的。
我母亲唐须荌也是无锡人。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我父母却无话不谈。他们俩同年，一八九八年结婚。当时我父亲还是学生，从他们的谈话里可以听到父亲学生时代的旧事。他们往往不提名道姓而用诨名，还经常引用典故——典故大多是当时的趣事。不过我们孩子听了不准发问。“大人说话，‘老小’（无锡土话，指小孩子），别插嘴。”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人性与世态》。他们的话时断时续，我当时听了也不甚经心。我的领会，是由多年不经心的一知半解积累而得。我父亲辞官后做了律师。他把每一件受理的案子都详细向我母亲叙述：为什么事，牵涉什么人等等。他们俩一起分析，一起议论。那些案件，都可补充《人性与世态》作为生动的例证。可是我的理解什么时候开始明确，自己也分辨不清。
例如我五六岁在北京的时候，家里有一张黎元洪的相片，大概是大总统发给每个下属的。那张照片先挂在客厅暗陬，不久贬入吃饭间。照片右下角有一行墨笔字：“补塘检察长”。我常搬个凳子，跪在凳上仔细端详。照上的人明明不是我父亲，怎么又写着我父亲的名字？我始终没敢发问，怕问了惹笑或招骂，我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明白：落款不是标签，也不知什么时候知道那人是黎元洪。可是我拿稳自己的理解没错。
我曾问父亲：“爸爸，你小时候是怎么样的？”父亲说：“就和普通孩子一样。”可是我盯着问，他就找出二寸来长一只陶制青底蓝花的小靴子给我，说小时候坐在他爷爷膝上，他爷爷常给他剥一靴子瓜子仁，教他背白居易诗“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那时候，他的祖父在杭州做一个很小的小官。我的祖父也在浙江做过一个小地方的小官。两代都是穷书生，都是小穷官。我祖父病重还乡，下船后不及到家便咽了气。家里有上代传下的住宅，但没有田产。我父亲上学全靠考试选拔而得的公费。
据我二姑母说，我父亲在北洋公学上学时，有部分学生闹风潮。学校掌权的洋人（二姑母称为“洋鬼子”）出来镇压，说闹风潮的一律开除。带头闹的一个广东人就被开除了。“洋鬼子”说，谁跟着一起闹风潮的一起开除。一伙人面面相觑，都默不作声。闹风潮不过是为了伙食，我父亲并没参与，可是他看到那伙人都缩着脑袋，就冒火了，挺身而出说：“还有我！”好得很，他就陪着那个广东同学一起开除，风潮就此平息。那是一八九七年的事。
当时我父亲是个穷学生。寒素人家的子弟，考入公费学校，境遇该算不错，开除就失去公费。幸亏他从北洋开除后，立即考入南洋公学。我现在还存着一幅一九○八年八月中国留美学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开代表大会的合影。正中坐的是伍廷芳。前排学生展着一面龙旗。后排正中两个学生扯着一面旗子，大书“北洋”二字。我父亲就站在这一排。他曾指着扯旗的一人说“这是刘麻子”，又指点这人那人是谁，好像都很熟。我记得有一次他满面淘气的笑，双手叉腰说：“我是老北洋。”看来他的开除，在他自己和同学眼里，只是一件滑稽的事。
我大姐从父母的谈话里，知道父亲确曾被学校开除，只是不知细节。我父亲不爱谈他自己，我们也不问。我只记得他偶尔谈起此笑话，都是他年轻时代无聊或不讲理的细事。他有个同房间是松江人，把“书”字读如“须”。父亲往往故意惹他，说要“撒一课‘须’去”（上海话“尿”“书”同音）。松江人怒不可遏。他同班有个胖子，大家笑他胖，胖子生气说：“你们老了都会发胖。”我父亲跟我讲的时候，摩挲着自己发了胖的肚子，忍笑说：“我对他说，我发了胖，就自杀！”胖子气得呼哧呼哧。我不知道父亲那时候是在北洋或南洋，只觉得他还未脱顽童时期的幽默。二姑母曾告诉我：小哥哥（我父亲）捉了一只蛤蟆，对它喷水念咒，把它扣在空花盆底下叫它土遁；过了一星期，记起了那只蛤蟆，翻开花盆一看，蛤蟆还没死，饿成了皮包骨头。这事我也没有问过父亲，反正他早说过，他就和普通的孩子一样。
二
《中华民国史》上说：“一九○○年春，留日学生成立励志会；一九○○年下半年，会员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创办了《译书汇编》，这是留学生自办的第一个杂志，专门译载欧美政法名著，诸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义》、穆勒的《自由原论》等书，这些译著曾在留学生和国内学生中风行一时。”冯自由《革命逸史》，也说起《译书汇编》“江苏人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主持之，以翻译法政名著为宗旨，译笔流丽典雅，于吾国青年私想之进步收效至巨。”我曾听到我父亲说：“与其写空洞无物的文章，不如翻译些外国有价值的作品。”还说：“翻译大有可为。”我在父亲从国外带回的书里，看到过一本英译的孟德斯鸠《万法精义》和一本原文的达尔文《物种起源》。可是我父亲从没有讲过他自己的翻译，我也从未读过。他也从未鼓励我翻译，也从未看到我的翻译。
据《革命逸史》，他们和其他各省派送的留日学生初到日本，语言不通。日本文部省特设日华学校，专教中国学生语言及补习科学。“雷奋、杨荫杭、杨廷栋三人移居早稻田附近。即当日雷等为《译书汇编》及《国民报》撰文之所。留学生恒假其地作聚会集中点。”那时有某日本舍监偷吃中国留学生的皮蛋，又有个日本下女偷留学生的牙粉搽脸。我听父亲讲过“偷皮蛋舍监尝异味，搽牙粉丑婢卖风流”的趣闻。但从不知道父亲参与译书并为《国民报》撰稿的事。我大姐只知道父亲会骑自行车，因为看见过父亲扶着自行车照的相片，母亲配上小框放在桌上。
冯自由的《革命逸史》和《中华民国史》都提到留日学生的励志会里有激烈派和稳健派之分；激烈派鄙视稳健派，两派“势如水火”。我父亲属于激烈派，他的一位同窗老友属于稳健派。他们俩的私交却并不“势如水火”。我记得父亲讲他们同班某某是留学生监督的女婿，一九○○年转送到美国留学。同班学生不服气。我父亲撺掇他那位稳健派朋友提出申请，要求调往美国，理由是同窗杨某（父亲自指）一味鼓吹革命，常和他一起不免受他“邪说”的影响。我不知道那位朋友是否真的提出了要求，反正他们的捣鬼没有成功。
《中华民国史》上说“江苏地方革命小团体发生最早，一九○一年夏留学生杨荫杭回到家乡无锡，聚集同志，创设了励志学会。他们借讲授新智识之机，宣传排满革命……”据说这段历史没有错。我不明白他怎么卒业前一年回乡，大概是暑假回乡吧？
我父亲一九○二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当时称“东京专门学校”）本科卒业。回国后和雷奋、杨廷栋同被派往译书馆译书。最近我有一位朋友在北京图书馆找到一本我父亲编译的《名学教科书》（一九○三年再版）。想就是那个时期编译的。孙宝恂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一九○三年）日记里曾提到这部书：“观《名学》，无锡杨荫杭述。余初不解东文哲学书中‘内容’、‘外延’之理，今始知之。”
译书馆因经费支绌，一九○三年停办。我父回到家乡，和留日学生蔡文森、顾树屏在无锡创办了“理化研究会”，提倡研究理化并学习英语。我母亲形容父亲开夜车学理化，用功得背上生了一个“搭手疽”，吃了多少“六神丸”。我记得父亲晚年，有一次从上海回到苏州，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和我母亲讲“理化会的大成就”。有一个制造“红丸”（即“白面”）的无锡人，当年曾是“理化会”的成员，后来在上海法租界居住，在他家花园的假山洞里制造“红丸”（有法租界巡捕房保护）。他制成的毒品用铅皮密封在木箱里，运到法国海岸边，抛入海里，然后由贩毒商人私运入欧洲。那个人成了大富翁。我父亲慨叹说：“大约那是我们唯一的成绩吧？”
东京《国民报》以英国人“经塞尔”名义发行。“经塞尔”其实是冯自由的父亲冯镜如的外国名字，借此避免清公使馆的干涉。报中文字由某某等执笔，其中有我父亲。后来因资本告罄停版。一九○二年在上海发行的《大陆月刊》继续鼓吹革命，实际上是《国民报》的变相。我父亲仍然是《大陆月刊》的执笔者。
抗战胜利后，我在上海，陈衡哲先生请我喝茶，会见胡适。他用半上海话对我说：“我认识你的姑母，认识你的叔叔，你老娘家（苏沪土语“尊大人”的意思）是我的先生，据说他那时在中国公学读书”。钟书对我说，胡适决不肯乱认老师，他也不会记错。我想，大概我父亲由译书院回南后在上海工作。我知道他在时事新报馆任编辑，也在上海《苏报》任编辑及撰稿工作并在澄衷学校、务本女校、中国公学教课。听说他暑假回无锡，在俟实中学公开鼓吹革命，又拒绝对祠堂里的祖先叩头，同族某某等曾要驱逐他出族。我记得父亲笑着讲无锡乡绅——驻意大利钦差许钰曾愤然说：“此人（指我父亲）该枪毙。”反正他的“革命邪说”招致清廷通缉，于是他筹借了一笔款子（一半由我外祖父借助），一九○六年初再度出国到美国留学。
我大姐说，父亲一九○六年到美国求学。但据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学籍簿，他一九○六年九月入该校研究科，专研法律；一九○七年七月毕业，寄寓何处等等都记载分明。料想我父亲在清廷通缉下，潜逃日本是最便捷的途径。早稻田大学本科卒业不授学位；考入研究科，通过论文，便获得法学士学位。随后他就到美国去了。
父亲告诉我，他初到美国，住在校长（不知什么学校）家里学习英语，同住宿的还有几个美国青年。他要问字典上查不到的家常字（如大小便之类），同学不敢回答，特地问得校长准许，才敢教他。
父亲从未提及他的学位和论文。我只偶尔拣得一张父亲在宾夕法尼业大学一九○九——一九一○年的注册证。倒是钟书告诉我：“爸爸的硕士论文收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丛书第一辑，书名是《日本商法》。”我只记得大姐讲，父亲归国途中游历欧洲其他各国，还带回好几份印好的论文。我问钟书：“你怎么会知道？”钟书说：“我看见的——爸爸书房里的书橱最高层，一本红皮书。我还问过爸爸，他说是他的硕士论文——现在当然找不到了。”我写信给美国友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李又安教授，托她找找有没有这本书，据她回信，钟书一点也没记错。那本书一找就见，在法学图书馆。承她还为我复制了封面几页和一篇卢易士教授写的序文。据那张注册证，他是当时的法学院长。全书三百十九页，我父亲离校后一九一一年出版。从序文看来，这本书大概是把日本商法和它所依据的德国商法以及它所采用的欧洲大陆系统的商法作比较，指出特殊的地方是为了适合日本的国情，由比较中阐明一般商法的精神。序文对这本书很称赏，不过我最感亲切的是卢易士先生形容我父亲写的英文：“虽然完全正确，却有好些别致的说法；而细读之下，可以看出作者能用最简洁的文字，把日本商法的原则，确切地表达出来。”我想这是用很客气的话，说我父亲写的英文有点中国味道吧？
我猜想，父亲再次出国四年多，脱离了革命，埋头书本，很可能对西方的“民主法治”产生了幻想。他原先的“激烈”，渐渐冷静下来。北伐胜利后，我经常听到父亲对母亲挖苦当时自称的“廉洁政府”。我在高中读书的时候，一九二七或一九二八年，我记得父亲曾和我谈过“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得失。他讲得很仔细，可是我不大懂，听完都忘了，只觉得父亲倾向于改良。他的结论是“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不过父亲和我讲这番话的时候，他的“立宪梦”早已破灭了。我当时在父母的庇荫之下，不像我父亲年轻时候，能看到革命的迫切。我是脱离实际的后知后觉或无知无觉，只凭抽象的了解，觉得救国救民是很复杂的事，推翻一个政权并不解决问题，还得争求一个好的制度，保障一个好的政府。
我不信父亲对清室抱有任何幻想。他称慈禧为祸国殃民的无识“老太婆”。我也从未听他提到光绪有任何可取，他回国后由张謇推荐，在北京一个法政学校教课。那时候，为宣统“辅政”的肃亲王善耆听到我父亲是东西方法律的行家，请他晚上到王府讲授法律课。我父亲的朋友包天笑在一部以清末民初为背景的小说里曾提起这事，钟书看到过，但是记不起书名，可能是《留芳记》。听说这个肃亲王是较为开明而毫无实权的人。我父亲为他讲法律只是为糊口计，因为法政学校的薪水不够维持生活。
辛亥革命前夕，我父亲辞职回南，肃亲王临别和他拉手说：“祝你们成功。”拉手祝贺，只表示他有礼貌，而“你们”两字却很有意思，明白点出东家和西席之间的不同立场。“祝你们成功”这句话是我父亲着重和我讲的。
我父亲到了上海，在申报馆任编辑，同时也是上海律师公会创始人之一。当律师仍是为糊口计。我是第四个女儿，父母连我就是六人，上面还有祖母。父亲有个大哥在武备学校学习，一次试炮失事，轰然一声，我大伯父就轰得不知去向，遗下大伯母和堂兄堂姊各一。一家生活之外，还有大小孩子的学费。我的二姑母当时和我堂姊同在上海启明女校读书，三姑母在苏州景海女校读书，两位姑母的学费也由我父亲供给。我有个叔叔当时官费在美国留学，还没有学成。整个大家庭的负担全在我父亲一人身上。
三
据我大姐讲，我父亲当律师，一次和会审公堂的法官争辩。法官训斥他不规规矩矩坐着，却跷起了一条腿。我父亲故意把腿跷得高高的，侃侃而辩。第二天上海各报都把这事当作头条新闻报道，有的报上还画一个律师，跷着一条腿。从此我父亲成了“名”律帅。不久，由张謇推荐，我父亲做了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兼司法筹备处处长，驻苏州。我父母亲带了我们姊妹，又添了一个弟弟，搬到苏州。
我不知道父亲和张謇是什么关系，只记得二姑母说，张謇说我父亲是“江南才子”。钟书曾给我看张謇给他父亲的信，称他父亲为“江南才子”。这使我不禁怀疑：“江南才子”是否敷衍送人的；或者我特别有缘，从一个“才子”家到又一个“才子”家！我记得我们苏州的住宅落成后，大厅上“安徐堂”的匾额还是张謇的大笔，父亲说那是张謇一生中末一次题的匾。
一九一三年秋，熊希龄出任国务总理，宣称要组成“第一流经验与第一流人才之内阁”。当时名记者黄远庸在《记新内阁》（民国二年九月十一日）一文里说：“有杨荫杭（即老圃者）［长司］法部者，此语亦大似商量饭菜单时语及园圃中绝异之新蔬，虽不必下箸而已津津有味矣。然梁任公即长法部，识者谓次长一席终须此圃。此圃方为江苏法官，不知其以老菜根佳耶，抑上此台盘佳也。”显然我父亲是啃“老菜根”而不上“台盘”的。
我父亲当了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不久国家规定，本省人回避本省的官职，父亲就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长，驻杭州。恶霸杀人的案件，我从父母的谈话里只听到零星片断。我二姑母曾跟我讲，那恶霸杀人不当一回事，衙门里使些钱就完了，当时的省长屈映光，督军朱某（据说他和恶霸还有裙带亲）都回护凶犯。督军相当于前清的抚台，省长相当于藩台，高等审判厅长算是相当于臬台，通称“三大宪”；臬台当然是最起码的“大宪”，其实是在督军省长的辖治之下。可是据当时的宪法，三权分立，督军省长不能干预司法。这就造成僵局，三权分立而分裂——至少分裂为二。我父亲坚持司法独立，死不让步。我不知双方僵持多久，约一九一五年袁世凯称帝前夕，屈映光到北京晋见袁世凯，我父亲就调任了。
我曾听到父母闲话的时候，惊诧那些走门路的人无孔不入，无缝不钻。我外祖父偶从无锡到杭州探望女儿，立刻就被包围了。我的外祖父是个忠厚的老好人，我不知道他听了谁的调唆，向我父亲说了什么话。我父亲不便得罪老丈人，只默不作声。外祖父后来悄悄问我母亲：“怎么回事？三拳打不出他一个闷屁？”这句话成了父母常引用的“典故”。
我父亲去世以后，浙江兴业银行行长叶景葵先生在上海，郑重其事地召了父亲的子女讲这件恶霸判处死刑的事。大致和我二姑母讲的相同，不过他着重说，那恶霸向来鱼肉乡民，依仗官方的势力横行乡里；判处了死刑大快人心。他说：“你们老人家大概不和你们讲吧？我的同乡父老至今感戴他。你们老人家的为人，做儿女的应该知道。”
屈映光有个秘书屈伯刚先生，上海孤岛时期在圣约翰大学当国文教授，也在振华女中（沪校）兼课，和我同事。屈先生是苏州人，一次他一口纯苏白对我说：“唔笃老太爷直头硬！嗐，直头硬个！”我回家学给父亲听。父亲笑了，可是没讲自己如何“硬”，只感叹说：“朝里无人莫做官。”屈映光晋见袁世凯，告了我父亲一状，说“此人顽固不灵，难与共事”。袁世凯的机要秘书长张一麟（仲仁）先生恰巧是我父亲在北洋大学的同窗老友，所以我父亲没吃大亏。我父亲告诉我说，袁世凯亲笔批了“此是好人”四字，他就调到北京。
我问父亲：“那坏人后来就放了吗？”父亲说：“地方厅长张××（我忘了名字）是我用的人。案子发回重审，他维持原判。”父亲想起这事，笑着把拳头一攒说：“这是我最得意的事！”
“坏人就杀了？”
父亲摇头说：“关了几时，总统大赦，减为徒刑，过几年就放了。”我暗想，这还有什么时得意的呢？证明自己判决得不错？证明自己用的人不错？这些笨话我都没问，慢慢地自己也领会了。
地方厅长张先生所受的威胁利诱，不会比我父亲所受的轻。当时实行的是“四级三审”制。每个案件经过三审就定案。到高等厅已是第二审，发回重审就是第三审，不能再向大理院上诉。凶犯家属肯定对地方厅长狠加压力。高等厅长已调任，地方厅长如果不屈从当地权势，当然得丢官。张先生维持原判，足见为正义、为公道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的，自有人在！我至今看到报上宣扬的好人好事，常想到默默无闻的好人好事还不知有多少，就记起父亲一攒拳头的得意劲儿，心上总感到振奋——虽然我常在疑虑，甚至悲观。
我想，父亲在北京历任京师高等审判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司法部参事等职，他准看透了当时的政府。“宪法”不过是一纸空文。他早想辞官不干了。他的“顽固不灵”，不论在杭州，在北京，都会遭到官场的“难与共事”。我记得父母讲到扣押了那位许总长不准保释的那一夜，回忆说：“那一夜的电话没有停。”都是上级打来的。第二天，父亲就被停职了。父亲对我讲过：“停职审查”虽然远不如“褫职查办”严重，也是相当重的处分；因为停职就停薪。我家是靠薪水过日子的。
我当时年幼，只记得家里的马车忽然没有了，两匹马都没有了，大马夫、小马夫也走了。想必是停薪的结果。
我父亲在大暑天和一位爱做诗的植物学家同乡黄子年同上百花山去采集标本，去了大约一星期，回家来一张脸晒成了紫赯色，一个多星期后才慢慢退白。父亲对植物学深有兴趣，每次我们孩子到万牲园（现称“动物园”）去看狮子老虎，父亲总一人到植物园去，我不懂植物有什么好看。那次他从百花山回来，把采集的每一棵野花野草的枝枝叶叶，都用极小极整齐的白纸条加固在白而厚的大张橡皮纸上，下面注明什么科（如茄科、菊科、蔷薇科等）植物，什么名字。中文下面是拉丁文。多年后，我又看到过那些标本。父亲做标本的时候，我自始至终一直站在旁边仔仔细细地看着，佩服父亲干活儿利索，剪下的小白纸条那么整齐，写的字那么好看，而且从不写错。每张橡皮纸上都蒙上一张透明的薄纸，积成厚厚的一大叠，就用一对木夹子上下夹住，使劲用脚踩扁，用绳子紧紧捆住。这几捆标本带到无锡，带到上海，又带到苏州，后来有一次家里出垃圾，给一个中学收买去做教材了。父亲有闲暇做植物标本，想必是在停职期间。
我家租住陈璧的房子。大院南边篱下有一排山桃树。我那年拣桃核的时候，三姐对我说：“别拣了，咱们要回南了。”我不懂什么叫“回南”。姐姐跟我讲了，然后说，母亲的行李限得很严，桃核只能拣最圆整的带几颗。我着急说：“那么我的泥刻子呢？”姐姐说泥刻子南边没用，南边没有黄土。我在箱子间的外间屋里，看见几只整理了一半的网篮，便偷偷儿撒了两把桃核进去，后来那些桃核都不知去向了。从不出游的母亲游了颐和园、香山等名胜，还买了好些北京的名药，如紫金锭、梅花点舌丹之类，绢制的宫花等等，准备带回南方送人的。
据我国近代史料，许世英受贿被捕，在一九一六年五月。国务会议认为许世英没有犯罪的证据，反要追究检察长杨荫杭的责任；许世英宣告无罪，他随即辞去交通部长的职务。我想，父亲专研法律，主张法治，坚持司法独立；他小小的一个检察长——至多不过是一个“中不溜”的干部，竟胆敢拘捕在职的交通部总长，不准保释，一定是掌握了充分的罪证，也一定明确自己没有逾越职权。他决不会顺从国务会议的“宣告”，不会承认国务会议有判决议。我不知这个案子是如何了结的，可是我料想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秋，我父亲准是和北京的行政首脑在顶牛。一九一九年他辞职南归，没等辞职照准。
一九一九年秋季，我上初小三年级。忽有一天清早，我跟着父母一家人回南了。路上碰见一个并不要好的同学，我恨不能叫她给我捎句话给同学，说我“回南”了，心上很怅然。
火车站上为我父亲送行的有一大堆人——不是一堆，是一大片人，谁也没有那么多人送行，我觉得自己的父亲与众不同，很有自豪感。火车快开了，父亲才上车。有个亲戚末了一分钟赶到，从车窗里送进一蒲包很甜的玫瑰香。可见我们离开北京已是秋天了。
在家里，我们只觉得母亲是万能的。可是到了火车上，母亲晕车呕吐，弱得可怜。父亲却镇定从容地照看着一家大小和许多行李。我自以为第一次坐火车，其实我在北京出生不久就回南到上海，然后我家迁居苏州，又迁居杭州，又回到北京，这次又回南，父亲已经富有旅行的经验了。
几年前我家在上海的时候，大姐二姐都在上海启明女校上学。她们寄宿学校，只暑假回家。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北京乱糟糟，两个姐姐没能够到北京，只好回到无锡老家去过了一个暑假。姊妹俩想家得厉害。二姐回校不久得了副伤寒，住在医院里。当时天津大水，火车不通。母亲得知二姐生病，忙乘轮船赶到上海，二姐目光已经失散，看不清母亲的脸，只拉着母亲的手哭，她不久去世，还不到十五岁。二姐是我们姊妹里最聪明的一个，我父母失去了她是一生中的大伤心事。我母亲随即带了大姐同回北京，一九一九年我家离北京南归，我只有大姐和三姐了，下面却添了两个弟弟和我的七妹。我家由北京到天津，住了一二大客栈，搭“新铭”轮船到上海。我父亲亲自抱着七妹，护着一家人，押着大堆行车上船下船。我记得父母吩咐，“上海码头乱得很，‘老小’要听话”。我们很有秩序地下了轮船又上“拖船”。“拖船”是由小火轮拖带的小船，一只火轮船可以拖带一大串的小船。我们家预先包好一只“拖船”，行李堆在后舱，一家人都坐在前舱，晚上把左右两边座位中间的空处搭上木板，就合成一只大床。三姐着急说：“我的脚往哪儿垂呀？”父亲说她“好讲究！脚还得往下垂吗？”大家都笑。我们孩子觉得全家睡一只大床很好玩。
我父母亲在无锡预先租下房子，不挤到老家去住。那宅房子的厨房外面有一座木桥，过了桥才是后门。我可以不出家门，而站在桥上看来往的船只，觉得新奇得很。我父母却对这宅房子不满意，只是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
我还是小孩子，不懂得人生疾苦。我父亲正当壮年，也没估计到自己会病得几乎不起。据说租住那所房子的几个住户都得了很重的伤寒症，很可能河水有问题。我父亲不久就病倒了。他地道是那个时期的留学生，只信西医，不信中医。无锡只有一个西医，是外国人。他每次来就抽一点血，拿一点大便，送往上海化验，要一个星期才有结果。检查了两次查不出病因，病人几星期发高烧，神识都昏迷了。我母亲自作主张，请了一位有名的中医来，一把脉就说“伤寒”。西医又过了一星期才诊断是伤寒。父亲已经发烧得只说昏话了。他开始说的昏话还是笑话。他看我母亲提了玻璃溺壶出去，就说：“瞧瞧，她算做了女官了，提着一口印上任去了！”可是昏话渐渐变为鬼话，说满床都是鬼。家里佣人私下说：“不好了，老爷当了壳隍老爷了，成日成夜在判案子呢。”
我记得有一夜已经很晚了，家里好像将出大事，大家都不睡，各屋都亮着灯，许多亲友来来往往。我母亲流着泪求那位名医处方，他摇头断然拒绝。医生不肯处方就是病人全没指望了。我父亲的老友华实甫先生也是有名的中医，当晚也来看望。他答应我母亲的要求“死马当活马医”，开了一个药方。那是最危急的一夜，我父亲居然挣扎过来。我母亲始终把华实甫先生看作救命恩人。西医却认为我父亲自己体力好，在“转换期”战胜了病魔。不过无论中医西医，都归功于我母亲的护理。那年大除夕，我父亲病骨支离，勉强能下床行走几步。他一手扶杖，一手按着我的头，慢慢儿走到家人团坐的饭桌边。椅里垫上一条厚被，父亲象征性地和我们同吃了年夜饭。
父亲病情最危急的那一晚，前来探望的人都摇头喟叹说：“唉，要紧人呀！”“要紧人”就是养家人，我们好大一家人全靠父亲抚养。我叔叔在美国学统计，学成回国，和订婚多年的婶婶结婚，在审计院工作，不久肺病去世，遗下妻女各一。我老家就添了我一位寡婶和一个堂妹。我们小家庭里，父母子女就有八口人。我常想，假如我父亲竟一病不起，我如有亲戚哀怜，照应我读几年书，也许可以做个小学教员。不然，我大概只好去做女工，无锡多的是工厂。
我父亲满以为回南可以另找工作，没想到生了那么一场重病。当时的社会，病人哪有公费治疗呢！连日常生活的薪水都没个着落呀。我父亲病中，经常得到好友陈光甫先生和杨廷栋（翼之）先生的资助。他们并不住在无锡，可是常来看望。父亲病中见了他们便高兴谈笑，他们去后往往病又加重。我虽是孩子，经常听到父母谈到他们，也觉得对他们感激。近代史所调查的问题之一是问到杨廷栋的后人是谁。惭愧得很，我虽然常常听到杨翼之的名字，却从未见过面，更不知他的后人——我实在很想见到他们，表达我们的感激。
四
我父亲病后就到上海申报馆当“主笔”（这是我大姐的话，据日本人编的参考资料，我父亲是“上海申报社副编辑长”）。那时候，我已经和三姐跟随大姐同在上海启明女校读书，寄宿在校。老家仍在无锡，我们那个小家一九二○年秋搬到上海，租居两上两下一宅弄堂房子。暑假里，有一天，我父亲的老友接我们到他家去玩。那位朋友就是和我父亲同窗的“稳健派”，后来参与了和日本人订“二十一条”的章宗祥。我父母讲到“二十一条”的时候，总把这位同窗称为“嘴巴”。据我猜想，大约认为他不是主脑，只起了“嘴巴”的作用（我从没问过，但想来猜得不错）。我记得父亲有一次和我讲到这件事，愤愤地说：“他们喊喊喊喊喊，只瞒我一个！打量我都不知道吗！”我想，“嘴巴”是不愿听我父亲的劝阻或责备吧？我们家最初到北京，和他们家好像来往较多，以后就很疏远了。我记得在上海只到他们家去过一次，以后只我二姑母带着七妹妹去了一次，父母亲没再去过。
他们是用汽车来接我们一家的，父亲母亲带了两三个女儿同去。我还是个小土包子，没坐过汽车。车穿过闹市，开进一个幽静的地区。街道两旁绿树成荫，只听得一声声悠长的“知了”、“知了”。进门就看见大片的绿草地，疏疏落落的大树，中间一座洋房显得矮而小；其实房子并不小，只因为四周的园地很大，衬得房子很小。我看见他们家的女儿在树阴下的草坪上玩，觉得她们真舒服。我父亲平时从不带孩子出去拜访人，只偶尔例外带我。我觉得有些人家尽管比我家讲究得多，都不如这一家的气派。那天回家后，大姐盛称他们家的地毯多厚，沙发多软。父亲意味深长地慨叹一声说：“生活程度（现在所谓‘生活水平’）不能太高的。”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可是这句话我父亲在不同的场合经常反复说，尽管语气不同，表情不同，我知道指的总是同一回事。父亲藏有这位朋友的一张照片，每次看了总点头喟叹说：“绝顶聪明人……”言下无限惋惜。到如今，我看到好些“聪明人”为了追求生活的享受，或个人的利益，不惜出卖自己，也不顾国家的体面，就常想到我父亲对这位老友的感慨和惋惜。
我父亲病后身体渐渐复元，在申报馆当副主编的同时，又重操律师旧业。他承认自己喜欢说偏激的话。他说，这个世界上（指当时社会）只有两种职业可做，一是医生，二是律师（其实是指“自由职业”）。他不能作医生，只好当律师。他嫌上海社会太复杂，决计定居苏州。我们家随即又迁到苏州。可是租赁的房子只能暂时安身，做律师也得有个事务所。我母亲说，我家历年付的房租，足以自己盖一所房子了。可是我父亲自从在北京买了一辆马车，常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有了“财产”，“从此多事矣”。他反对置买家产。
可是有些事不由自主。我家急需房子，恰恰有一所破旧的大房子要出卖。那还是明朝房子，都快倒塌了。有一间很高大的厅也已经歪斜，当地人称为“一文厅”。据说魏忠贤当权的时候，有人奏称“五城造反”，苏州城是其中一个。有个“徐大老爷”把“五城”改为“五人”，张溥《五人墓碑记》上并没有“五城”改“五人”之说，也没见“徐大老爷”的名字。张謇题的“安徐堂”匾上有这位“徐大老爷”的官衔和姓名，可惜我忘了。“一文厅”是苏州人感激这位“徐大老爷”而为他建造的，一人一文钱，顷刻募足了款子，所以称为“一文厅”。我自从家里迁居苏州，就在当地的振华女中上学，寄宿在校，周末回家，见过那一大片住满了人的破房子。全宅住有二三十家，有平房，也有楼房。有的人家住得较宽敞，房子也较好。最糟的是“一文厅”，又漏雨，又黑暗，全厅分隔成二排，每排有一个小小的过道和三间房，每间还有楼上楼下。总共就是十八间小房，真是一个地道的贫民窟，挑担的小贩常说：“我们挑担子的进了这个宅子，可以转上好半天呢。”
我父亲不精明，买下了这宅没人要的破房子，修葺了一部分，拆掉许多小破房子，扩大了后园，添种了花树，一面直说：“从此多事矣！”据他告诉我，买房子花掉了他的一笔人寿保险费，修建是靠他做律师的收入。因为买房以后，祖母去世，大伯母一家基本上能自立，无锡老家的负担已逐渐减轻。房子费了两年左右才修建完毕。
我常挂念原先的二三十户人家到了哪里去。最近，有个亲戚偶来看我，说他去看了我们苏州的房子（我们已献给公家），现在里面住了五十来户。我大为惊诧，因为许多小破房子全都拆了，哪来那么多房间呢？不过小房子既能拆掉，也能一间间再搭上。一条宽走廊就能隔成几间房呢。许多小户合成一个大宅，一个大宅又分成许多小户，也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天下大势”。
我父亲反对置买家产不仅是图省事，他还有一套原则。对本人来说，经营家产耗费精力，甚至把自己降为家产的奴隶；对子女来说，家产是个大害。他常说，某家少爷假如没有家产，可以有所作为，现成可“吃家当”，使他成了废物，也使他不图上进。所以我父亲明明白白地说过：“我的子女没有遗产，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我现在常想：靠了家产不图上进的大少爷即使还有，也不多了，可是捧着铁饭碗吃大锅饭而不求上进的却又那么多；“吃家当”足不行了，可是吃国家的财产却有多种方式。我父亲知道了又将如何感慨。
我在中学的时候，听父亲讲到同乡一位姓陆的朋友有两个在交通大学读书的儿子，那两个孩子倒是有志气的，逃出去做了共产党。我弟弟在上海同济读书的时候，带了一个同学到我家来。我听弟弟转述那人的议论，很像共产主义的进步思想。我父亲说那孩子是“有志气的”。但妙的是弟弟忽然私下对我说：“你觉得吗，咱们爸爸很腐朽。”我断定这是他那位朋友的话，因为他称我弟弟为“安徐堂”的“少爷”。在他眼里，我父亲是一个大律师，住一宅宽廊大院的大宅子，当然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我没有搬嘴，只觉得很滑稽，因为“腐朽的爸爸”有一套言论，和共产主义的口号很相近，我常怀疑是否偶合。例如我父亲主张自食其力，不能不劳而食。这和“个劳动者不得食”不是很相近吗？
我们搬入新居——只是房主自己住的一套较好的房子略加修葺，前前后后的破房子还没拆尽，到处都是鼻涕虫和蜘蛛；阴湿的院子里，只要扳起一块砖，砖下密密麻麻的爬满了鼻涕虫。父亲要孩子干活儿，悬下赏格，鼻涕虫一个铜板一个，小蜘蛛一个铜板三个，大蜘蛛三个铜板一个。这种“劳动教育”其实是美国式的鼓励孩子赚钱，不是教育“劳动光荣”。我周末回家，发现弟弟妹妹连因病休学在家的三姐都在“赚钱”。小弟弟捉得最多，一百条鼻涕虫硬要一块钱（那时的一元银币值二百七十——二百九十铜板）。我听见母亲对父亲说：“不好了，你把‘老小’教育得唯利是图了。”可是物质刺激很有效，不多久，弟弟妹妹把鼻涕虫和蜘蛛都捉尽。母亲对“唯利是图”的孩子也有办法。钱都存在她手里，十几元也罢，几十元也罢，过些时候，存户忘了讨账，“银行”也忘了付款，糊涂账渐渐化为乌有，就像我们历年的压岁钱一样。因为我们不必有私产，需钱的时候可以问母亲要。
假如我们对某一件东西非常艳羡，父亲常常也只说一句话：“世界上的好东西多着呢……”意思是：得你自己去争取。也许这又是一项“劳动教育”，可是我觉得更像鼓吹“个人奋斗”。我私下的反应是，“天下的好东西多着呢，你能样样都有吗？”
我父亲又喜欢自称“穷人”。他经常来往的几个朋友一是“老人”，一是“苦人”（因为他开口就有说不尽的苦事），一是“忙人”（因为他活动较多），一是父亲自称的“穷人”。我从父母的谈话里听来，总觉得“穷人”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反抗性的自诩，仿佛是说，“我是穷人，可是不羡慕你们富人。”所谓“穷”，无非指不置家产，“自食其力”。不过我父亲似乎没有计较到当时社会上，“自食其力”是没有保障的；不仅病不得，老不得，也没有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干自己喜爱或专长的事。
我父亲不爱做律师。他当初学法律，并不是为了做律师。律师的“光荣任务”是保卫孤弱者的权益，可是父亲只说是“帮人吵架”。民事诉讼十之八九是为争夺财产；便是婚姻问题，底子里十之八九还是为了财产。我父亲有时忘了自己是律师而当起法官来，有时忘了自己是律师而成了当事人。
一次有老友介绍来一个三十来岁的人，要求我父亲设法对付他异母庶出的小妹妹，不让她承袭遗产。那妹妹还在中学读书。我记得父亲怒冲冲告诉母亲说：“那么个又高又大的大男人，有脸说出这种话来！”要帮着欺负那个小妹妹也容易，或者可以拒不受理这种案件，可是我父亲硬把那人训了一顿，指出他不能胜诉（其实不是“不能”而是“不该”），结果父亲主持了他们分家。
有时候我父亲为当事人气愤不平，自己成了当事人，躺在床上还撇不开。他每一张状子都自己动笔，悉心策划，受理的案件一般都能胜诉。如果自己这一方有弱点，就和对方律师劝双方和解，父亲常说，“女太太”最奇怪，打赢了官司或者和解得称心，就好像全是辩护律师的恩惠。父亲认为那不过是按理应得的解决罢了。有许多委任他做辩护律师的当事人，事后就像我家的亲戚朋友一样，经常来往。有两个年轻太太曾一片至诚对我母亲叩头表示感谢，多年后还对我们姊妹像姊妹一样。
有些事不论报酬多高，我父亲决不受理。我记得那时候有个驻某国领事高瑛私贩烟土出国的大案件，那领事的亲信再三上门，父亲推说不受理刑事案。其实那是谎话。我祖母的丫头的儿子，酒后自称“革命军总指挥”，法院咬定他是共产党，父亲出尽力还是判了一年徒刑。我记得一次大热天父亲为这事出庭回家，长衫汗湿了半截，里面的夏布短褂子汗湿得滴出水来。父亲已经开始患高血压症，我接过那件沉甸甸的湿衣，心上也同样的沉重。他有时到上海出庭，一次回来说，又揽了一件刑事案。某银行保险库失窃。父亲说，明明是经理监守自盗，却冤枉两个管库的老师傅。那两人叹气说，我们哪有钱请大律师呢。父亲自告奋勇为他们义务辩护。我听侦探小说似的听他向我母亲分析案情，觉得真是一篇小说的材料。可惜我到清华上学了，不知事情是怎样了局的。
那时苏州的法院贿赂公行。有的律师公然索取“运动费”（就是代当事人纳贿的钱）。“两支雪茄”就是二百元。“一记耳光”就是五百元。如果当事人没钱，可以等打赢了官司大家分肥，这叫作“树上开花”。有个“诗酒糊涂”的法官开庭带着一把小茶壶，壶里是酒。父亲的好友“忙人”也是律师，我记得他们经过仔细商量，合写了一个呈文给当时的司法总长（父亲从前的同学或朋友）。这些时，地方法院调来一个新院长。有人说，这人在美国坐过牢。父亲说：“坐牢的也许是政治犯——爱国志士。”可是经调查证实，那人是伪造支票而犯罪的。我记得父亲长叹一声，没话可说，在贪污腐败的势力前面，我父亲始终是个失败者。
他有时伏案不是为当事人写状子。我偶尔听到父亲告诉母亲说：“我今天放了一个‘屁’，或‘一个大臭屁’或‘恶毒毒的大臭屁’。”过一二天，母亲就用大剪子从《申报》或《时报》上剪下这个“屁”。我只看见一个“评”字，上面或许还有一个“时”字吧？父亲很明显地不喜欢我们看，所以我从没敢偷读过。母亲把剪下的纸粘连成长条，卷成一大卷，放在父亲案头的红木大笔筒里。日寇占领苏州以后，我们回家，案上的大笔筒都没有了。那些“评”或许有“老圃”的签名，可是我还无缘到旧报纸上去查看。
五
我父亲凝重有威，我们孩子都怕他，尽管他从不打骂。如果我们不乖，父亲只会叫急，喊母亲把淘气的孩子提溜出去训斥。钟书初见我父亲也有点怕，后来他对我说：“爸爸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我们怕虽怕，却和父亲很亲近。他喜欢饭后孩子围绕着一起吃点甜食，常要母亲买点好吃的东西“放放焰口”。我十一岁的暑假，在上海，看见路上牵着草绳，绳上挂满了纸做的小衣小裤，听人家说“今天是盂兰盆会，放焰口”，我大惊小怪，回家告诉父母，惹得他们都笑了。可是“放焰口”还是我家常用的词儿，不论吃的、用的、玩的，都可以要求“爸爸，放焰口！”
我家孩子多，母亲好像从没有空闲的时候。我们唱的儿歌都是母亲教的，可是她很少时间陪我们玩。我记得自己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在小木碗里剥了一堆瓜子仁，拉母亲求她“真的吃”——因为往常她只做个姿势假吃，那一次她真吃了，我到今忘不了当时的惊喜和得意，料想她是看了我那一脸的快活而为我吃尽的。我八岁的冬天，有一次晚饭后，外面忽然刮起大风来。母亲说：“啊呀，阿季的新棉裤还没拿出来。”她叫人点上个洋灯，穿过后院到箱子间去开箱子。我在温暖的屋里，背灯站着，几乎要哭，却不懂自己为什么要哭。这也是我忘不了的“别是一般滋味”。
我父亲有个偏见，认为女孩子身体娇弱，不宜用功。据说和他同在美国留学的女学生个个短寿，都是用功过度，伤了身体。他常对我说，他班上某某每门功课一百分，“他是个低能！”反正我很少一百分，不怕父亲嘲笑。我在高中还不会辨平仄声。父亲说，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有一天我果然四声部能分辨了，父亲晚上常踱过廊前，敲窗考我某字什么声。我考对了他高兴而笑，考倒了他也高兴而笑。父亲的教育理论是孔子的“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我对什么书表示兴趣，父亲就把那部书放在我书桌上，有时他得爬梯到书橱高处去拿；假如我长期不读，那部书就不见了——这就等于谴责。父亲为我买的书多半是诗词小说，都是我喜爱的。
对有些事父亲却严厉得很。我十六岁，正念高中。那时北伐已经胜利，学生运动很多，常要游行、开群众大会等。一次学生会要各校学生上街宣传——摄一条板凳，站上向街上行人演讲。我也被推选去宣传。可是我十六岁看来只像十四岁，一着急就涨红了脸。当时苏州风气闭塞，街上的轻薄人很会欺负女孩子。如果我站上板凳，他们只准会看猴儿似的拢上来看，甚至还会耍猴儿。我料想不会有人好好儿听。学校里有些古板人家的“小姐”，只要说“家里不赞成”，就能豁免一切开会、游行、当代表等等。我周末回家就向父亲求救，问能不能也说“家里不赞成”。父亲一口拒绝。他说：“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我说，“不行啊，少数得服从多数呀。”父亲说：“该服从的就服从；你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在你。”可是我的理实在难说，我能说自己的脸皮比别人薄吗？
父亲特向我讲了一个他自己的笑话。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的时候，张勋不知打败了哪位军阀胜利入京。江苏士绅联名登报拥戴欢迎。父亲在欢迎者名单里忽然发现了自己的名字。那是他属下某某擅自干的，以为名字既已见报，我父亲不愿意也只好罢了。可是我父亲怎么也不肯欢迎那位“辫帅”，他说“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立即在报上登上一条大字的启事，申明自己没有欢迎。他对我讲的时候自己失笑，因为深知这番声明太不通世故了。他学着一位朋友的话说：“唉，补塘，声明也可以不必了。”但是父亲说：“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 to say no！你敢吗？”
我苦着脸说“敢！”敢，可惜不是为了什么伟大的目标，只是一个爱面子的女孩子不肯上街出丑罢了。所以我到校实在说不出一个充分的理由，只坚持“我不赞成，我不去”。这当然成了“岂有此理”。同学向校长告状，校长传我去狠狠训斥了一顿。我还是不肯，没去宣传。被推选的其他三人比我年长些，也老练些。她们才宣传了半天，就有个自称团长的国民党军官大加欣赏，接她们第二天到留园去宣传，实际上是请她们去游园吃饭。校长事后知道了大吃一惊，不许她们再出去宣传。我的“岂有此理”也就变为“很有道理”。
我父亲爱读诗，最爱杜甫诗。他过一时会对我说“我又从头到底读了一遍”。可是他不做诗。我记得他有一次悄悄对我说：“你知道吗？谁都作诗！连××（我们父女认为绝不能做诗的某亲戚）都在作诗呢！”父亲钻研的是音韵学，把各时代的韵书一字字推敲。我常取笑说：“爸爸读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书。”抗战时期，我和钟书有时在父亲那边。父亲忽发现钟书读字典，大乐，对我说：“哼哼，阿季，还有个人也在读一个字、一个字的书呢！”其实钟书读的不是一个个的字，而是一串串的字，但父亲得意，我就没有分辩。
有时候父亲教我什么“合口呼”、“撮口呼”，我不感兴趣，父亲说我“喜欢词章之学”，从不强我学他的一套。每晚临睡，他朗声读诗，我常站在他身边，看着他的书旁听。
自从我家迁居苏州，我就在苏州上学，多半时候住校，中间也有二三年走读。我记忆里或心理上，好像经常在父母身边；一回家就像小狗跟主人似的跟着父亲或母亲。我母亲管着全家里里外外的杂事，佣人经常从前院到后园找“太太”，她总有什么事在某处绊住了脚。她难得有闲静静地坐在屋里做一回针线，然后从搁针线活儿的藤匾里拿出一卷《缀白裘》边看边笑，消遣一会儿。她的卧房和父亲的卧房相连；两只大床中间隔着一个永远不关的小门。她床头有父亲特为她买的大字抄本八十回《石头记》，床角还放着一只台灯。她每晚临睡爱看看《石头记》或《聊斋》等小说，她也看过好些新小说。一次她看了几页绿漪女士的《绿天》，说：“这个人也学着苏梅的调儿。”我说：“她就是苏梅呀。”很佩服母亲怎能从许多女作家里辨别“苏梅的调儿”。
我跟着父亲的时候居多。他除非有客，或出庭辩护，一上午总伏案写稿子，书案上常放着一叠裁得整整齐齐的竹帘纸完稿纸用，我常拣他写秃的长锋羊毫去练字。每晨早饭后，我给父亲泡一碗酽酽的盖碗茶。父亲饭后吃水果，我专司剥皮；吃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干果，我专司剥壳。中午饭后，“放焰口”完毕，我们“小鬼”往往一哄而散，让父亲歇午。一次父亲叫住我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我常陪在旁边看书。冬天只我父亲屋里生个火炉，我们大家用煨炭结子的手炉和脚炉。火炉里过一时就需添煤，我到时轻轻夹上一块。姐姐和弟弟妹妹常佩服我能加煤不出声。
有一次寒假里，父亲歇午，我们在火炉里偷烤一大块年糕。不小心，火夹子掉在炉盘里，年糕掉在火炉里，乒乒乓乓闹得好响。我们闯了祸不顾后果，一溜烟都跑了。过些时偷偷回来张望，父亲没事人似的坐着工作。我们满处找那块年糕不见，却不敢问。因为刚刚饭后，远不到吃点心的时候呢。父亲在忍笑，却虎着脸。年糕原来给扔在字纸篓里了。母亲知道了准会怪我们闹了爸爸，可是父亲并没有戳穿我们干的坏事。他有时还帮我们淘气呢。记得有一次也是大冬天，金鱼缸里的水几乎连底冻了。一只只半埋在泥里的金鱼缸旁边都堆积着凿下的冰块。我们就想做冰淇淋，和父亲商量——因为母亲肯定不赞成大冬天做冰淇淋。父亲说，你们自己会做，就做去。我家有一只旧式的做冰淇淋的桶，我常插一手帮着做，所以也会，只是没有材料。我们胡乱偷些东西做了半桶，在“旱船”（后园的厅）南廊的太阳里摇了半天。木桶里的冰块总也不化，铁桶里的冰淇淋总也不凝，白赔了许多盐。我们只好向父亲求主意。父亲说有三个办法：一是冰上淋一勺开水；二是到厨房的灶仓里去做，那就瞒不过母亲了；三是到父亲房间里的火炉边摇去。我们采用了第三个办法，居然做成。只是用的材料太差，味道不好。父亲助兴尝了一点点，母亲事后知道也就没说什么。
一次，我们听父亲讲叫化子偷了鸡怎么做“叫化鸡”，我和弟弟妹妹就偷了一个鸡蛋，又在冻冰的威菜缸里偷些菜叶裹上，涂了泥做成一个“叫化蛋”。这个泥蛋我们不敢在火炉子里烤，又不敢在厨房大灶的火灰里烤，只好在后园冒着冷风，拣些枯枝生个火，把蛋放在火里烧。我们给烟熏出来的眼泪险些冻冰。“叫化蛋”倒是大成功，有腌菜香。可惜一个蛋四人分吃，一口两口就吃光了，吃完才后悔没让父母亲分尝。
我父亲晚年常失眠。我们夏天为他把帐子里的蚊子捉尽。从前有一种捕蚊灯，只要一凑上，蚊子就吸进去烧死了。那时我最小的妹妹杨必已有八九岁，她和我七妹两个是捉蚊子的先锋，我是末后把关的。珠罗纱的蚊帐看不清蚊子在里在外，尤其那种半透明的瘦蚊子。我得目光四扫，把帐子的五面和空中都巡看好几遍，保证帐子里没一只蚊子。
家里孩子逐渐长大，就不觉热闹而渐趋冷清。我大姐在上海启明教书，她是校长姆姆（修女）宠爱的高足，一直留校教法文等课。我三姐最美而身体最弱，结婚较早，在上海居住。我和两个弟弟和七妹挨次只差一岁半，最小的八妹小我十一岁。他们好像都比我小得多。我已经不贪玩而贪看书了。父亲一次问我：“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我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我说，“一星期都白活了。”父亲笑说：“我也这样。”我觉得自己升做父亲的朋友了。暑假里，乘凉的时候，门房每天给我送进几封信来。父亲一次说：“我年轻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他长吟“故人笑比中庭树，一日秋风一日疏”。我忽然发现我的父亲老了，虽然常有朋友来往，我觉得他很疲劳，也很寂寞。父亲五十岁以后，一次对我说：“阿季，你说一个人有退休的时候吗？——我现在想通了，要退就退，不必等哪年哪月。”我知道父亲自觉体力渐渐不支，他的血压在升高，降压灵之类的药当时只是神话。父亲又不信中药，血压高了就无法叫它下降。他所谓“退休”，无非减少些工作，加添些娱乐，每日黄昏，和朋友出去买点旧书、古董或小玩意儿。他每次买了好版子的旧书，自己把蜷曲或破残的书角补好，叫我用预的白丝线双线重订。他爱整齐，双线只许平行，不许交叉，结子也不准外露。父亲的小玩意儿玩腻了就收在一只红木笔盒里。我常去翻弄。我说：“爸爸，这又打入‘冷宫’了？给我吧。”我得的玩意儿最多。小弟弟有点羡慕，就建议“放焰口”，大家就各有所得。
父亲曾花一笔钱买一整套古钱，每一种都有配就的垫子和红木或楠木盒子。一次父亲病了，觉得天旋地转，不能起床，就叫我把古钱一盒盒搬到床上玩弄，一面教我名称。我却爱用自己的外行名字如“铲刀钱”、“裤子钱”之类。我心不在焉，只想怎样能替掉些父亲的心力。
我考大学的时候，清华大学刚收女生，但是不到南方来招生。我就近考入东吴大学。上了一年，大学得分科，老师们认为我有条件读理科。因为我有点像我父亲嘲笑的“低能”，虽然不是每门功课一百分，却都平均发展，并无特长。我在融洽而优裕的环境里生长，全不知世事。可是我很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该”学什么。所谓“该”，指最有益于人，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辈子。我知道这个“该”是很夸大的，所以羞于解释。父亲说，没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我却不放心。只问自己的喜欢，对吗？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爱读小说，就学小说？父亲说，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我半信不信，只怕父亲是纵容我。可是我终究不顾老师的惋惜和劝导，文理科之间选了文科。我上的那个大学没有文学系，较好的是法预科和政治系。我选读法预，打算做我父亲的帮手，借此接触到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积累了经验，可以写小说。我父亲虽说随我自己选择，却竭力反对我学法律。他自己不爱律师这个职业，坚决不要我做帮手，况且我能帮他干什么呢？我想父亲准看透我不配——也不能当女律师（在当时的社会上，女律师还是一件稀罕物儿）。我就改入政治系。我对政治学毫无兴趣，功课敷衍过去，课余只在图书馆胡乱看书，渐渐了解：最喜欢的学科并不就是最容易的。我在中学背熟的古文“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还深印在脑里。我既不能当医生治病救人，又不配当政治家治国安民，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径，尽我的一份力。如今我看到自己幼而无知，老而无成，当年却也曾那么严肃认真地要求自己，不禁愧汗自笑。不过这也足以证明，一个人没有经验，没有学问，没有天才，也会有要好向上的心——尽管有志无成。
那时候的社会风尚，把留学看得很重，好比“宝塔结顶”，不出国留学就是功亏一篑——这种风尚好像现在又恢复了。父亲有时跟我讲，某某亲友自费送孩子出国，全力以赴，供不应求，好比孩子给强徒掳去作了人质，由人勒索，因为做父母的总舍不得孩子在国外穷困。父亲常说，只有咱们中国的文明，才有“清贫”之称。外国人不懂什么“清贫”，穷人就是下等人，就是坏人。要赚外国人的钱，得受尽他们的欺侮。我暗想这又是父亲的偏见，难道只许有钱人出国，父亲自己不就是穷学生吗？也许是他自己的经验或亲眼目睹的情况吧？孩子留学等于做人质的说法，只道出父母竭力供应的苦心罢了。我在大学三年的时候，我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为我请得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据章程，自备路费之外，每年还需二倍于学费的钱，作假期间的费用和日常的零用。但是那位校长告诉我，用不了那么多。我父母说，我如果愿意，可以去。可是我有两个原因不愿去。一是记起“做人质”的话，不忍添我父亲的负担。二是我对留学自有一套看法。我系里的老师个个都是留学生，而且都有学位。我不觉得一个洋学位有什么了不起。我想，如果到美国去读政治学（我得继续本大学的课程），宁可在本国较好的大学里攻读文学。我告诉父母亲我不想出国读政治，只想考清华研究院攻读文学。后来我考上了，父母亲都很高兴。母亲常取笑说：“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可是我离家一学期，就想家得厉害，每个寒假暑假都回家。第一个暑假回去，高兴热闹之后，清静下来，父亲和我对坐的时候说：“阿季，爸爸新近闹个笑话。”我一听口气，不像笑话。原来父亲一次出庭忽然说不出话了。全院静静地等着等着，他只是开不出口，只好延期开庭。这不是小小的中风吗？我只觉口角抽搐，像小娃娃将哭未哭的模样，忙用两手捂住眼，也说不出话，只怕一出声会掉下泪来。我只自幸放弃了美国的奖学金，没有出国。
父亲回身搬了许多大字典给我看。印地文的，缅甸文的，印尼文的，父亲大约是要把邻近民族的文字和我国文字——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文字相比较。他说他都能识字了。我说学这些天书顶费脑筋。父亲说一点不费心。其实自己觉得不费心，费了心自己也不知道。母亲就那么说。
我父亲忙的时候，状子多，书记来不及抄，就叫我抄。我得工楷录写，而且不许抄错一个字。我的墨笔字非常恶劣，心上愈紧张，错字愈多，只好想出种种方法来弥补。我不能方方正正贴补一块，只好把纸摘去不整不齐的一星星，背后再贴上不整不齐的一小块，看来好像是状纸的毛病。这当然逃不过我父亲的眼睛，而我的错字往往逃过我自己的眼睛。父亲看了我抄的状了就要冒火发怒，我就急得流泪——这也是先发制人，父亲就不好再责怪我。有一次我索性撒赖不肯抄了。我说：“爸爸要‘火冒’（无锡话‘发怒’）的。”父亲说：“谁叫你抄错？”我说没法儿不错。父亲教我交了卷就躲到后园去。我往往在后园躲了好一会儿回屋，看看父亲脸上还余怒未消。但是他见了我那副做贼心虚的样儿，忍不住就笑了。我才放了心又哭又笑。
父亲那次出庭不能开口之后，就结束了他的律师事务。他说还有一个案件未了，叫我代笔写个状子。他口述了大意，我就写成稿子，父亲的火气已经消尽。我准备他“火冒”，他却一句活没说，只动笔改了几个字，就交给书记抄写。这是我唯一一次做了父亲的帮手。
我父亲当律师，连自己的权益也不会保障。据他告诉我，该得的公费，三分之一是赖掉了。父亲说，也好，那种人将来打官司的事还多着呢，一次赖了我的，下次就不敢上门了。我觉得这是“酸葡萄”论，而且父亲也太低估了“那种人”的老面皮。我有个小学同班，经我大姐介绍，委任我父亲帮她上诉争遗产。她赢了官司，得到一千多亩良田，立即从一个穷学生变为阔小姐，可是她没出一文钱的公费。二十年后，抗战期间，我又碰见她。她通过我又请教我父亲一个法律问题。我父亲以君子之心度人，以为她从前年纪小，不懂事，以后觉得惭愧，所以借端又来请教，也许这番该送些谢仪了。她果然送了。她把我拉到她家，请我吃一碗五个汤团。我不爱吃，她殷勤相劝，硬逼我吃下两个。那就是她送我父亲的酬劳。
我常奇怪，为什么有人得了我父亲的帮助，感激得向我母亲叩头，终身不忘。为什么有人由我父亲的帮助得了一千多亩好田，二十年后居然没忘记她所得的便宜，不顾我父亲老病穷困，还来剥削他的脑力，然后用两个汤团来表达她的谢意。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竟这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