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报社招聘，各地的党报XX日报的正式编制职工都是通过什么途径进去的 搜狗

临近岁末，职工们关心的“钱袋子”问题，又有一批最新消息传来。

快来看看，哪些与你有关？

1

义务教育教师

平均工资不低于当地公务员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目前，仍有一些地方未将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规定落实到位。下一步，教育部将加强省级统筹，优先落实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工资收入政策；对于没有落实到位的省份，将定期开展督查，力争用三年时间解决工资待遇问题，凡未达到要求的地区要限期整改达标，财力较强的省份要加快进度，切实保证义务教育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让他们享有应有的社会声望。

2

国有企业职工

多省出台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实施意见

今年5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意见》，明确了改革工资总额决定机制、改革工资总额管理方式、完善企业内部工资分配管理，健全工资分配监管体制机制等重点内容。

截止目前，江西、甘肃、福建、广西、陕西等省份已经出台了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具体实施意见，如：

陕西

提出完善工资与效益联动机制。具体为：企业经济效益增长的，当年工资总额增长幅度可在不超过经济效益增长幅度范围内确定。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除受政策调整等非经营性因素影响外，当年工资总额原则上相应下降。按照有关规定，企业未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工资总额不得增长，或者适度下降。

福建

《意见》明确，全面实行工资总额预算管理，完善工资与效益联动机制，工资总额实行可升可降，通过改革充分调动国有企业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具体有：省属企业应建立健全全员业绩考核制度，使职工工资收入与其工作业绩和实际贡献紧密挂钩。

3

农民工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据人社部网站消息，近日，2019年春节前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视频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要求，要深入开展春节前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全面排查欠薪隐患，及时受理举报投诉案件，限时解决欠薪问题，保持对欠薪违法行为的高压震慑态势，积极营造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良好氛围。

4

技能人才

加强技能人才激励保障

10月，人社部印发《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实施方案（2018—2020年）》。实施方案要求，加强技能人才激励保障。提高技术工人待遇，完善加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政策措施。

近期一些省份也就如何激励和培养技能人才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措施。

辽宁：国企高技能人才人均工资增幅不低于管理人员

辽宁省近日发布《关于进一步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试行高技能领军人才年薪制和股权期权激励，鼓励各类企业设立特聘岗位津贴、带徒津贴和课时补助，关键技术岗位实行协议工资或项目工资等多项措施提高技术工人待遇，以更好培育技术技能型劳动者的“工匠精神”。

意见明确，特别是在国有企业，高技能人才人均工资增幅应不低于本单位管理人员人均工资增幅。

湖南：技校毕业生也能评职称、报考公务员

湖南省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技能人才培养建设技工大省的意见》，意见要求，湖南要打通高技能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职业发展通道。取得高级技师(一级)、技师(二级)国家职业资格的一线工程技术类高技能人才，经单位考核推荐，可申报参加工程系列相关专业副高、中级职称评审(考试)。技工院校中级工班、高级工班、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生，分别按中专、大专、本科学历落实相关待遇，同等参加职称评审(考试)、公务员招考、企事业单位招聘、应征入伍、确定工资起点标准等，并按规定享受相关就业创业补贴政策。

意见明确指出，对具备创新能力、现场解决问题能力和业绩突出的一线优秀技能人才，经企业认可，可以破格晋升高一级职业技能等级。

此外，湖南规定，国有企业工资总额分配要向高技能人才倾斜，高技能人才人均工资增幅不低于本单位管理人员人均工资增幅。

5

全科医生

改革完善全科医生薪酬制度

今年初，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的意见》，要求到2020年，城乡每万名居民拥有2—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

为了全面提高全科医生的职业吸引力，多地也推出了相关实施意见。

如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科医生工资水平，建立正常增长机制；

设立全科医生津贴；

对长期扎根基层、作出突出贡献的全科医生，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进一步放宽职称晋升学历和资历条件等。

6

青年律师

实施青年律师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全国律协日前审议通过了《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关于扶持青年律师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要实施青年律师最低工资保障制度，为青年律师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律师事务所应当与青年律师签订劳动合同，支付最低保障工资。

来源：工人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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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张帆

出品 | 浪潮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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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底，一位评论员发表了一篇名为《2002年的中国十大暴利行业》的文章，这篇文章迅速成为了公众讨论的热门话题，不到一年时间，在Google和Yahoo的搜索上就分别有4.7万和3.4万条相关信息，媒体转载更以数十计。

这份榜单并不是严谨的分析，更像是一份社会观察，最初并没有眼镜行业。有南京媒体在转载时将眼镜行业也加了进来，引发了一轮对眼镜行业的讨论。

2008年，当网友票选暴利行业时，眼镜业跃居第二，仅次于房地产业，并且常年位列榜单。就在2018年“全国爱眼日”前，又有媒体发文称，进价几十元的眼镜卖到几百元，商家定价全靠一张嘴。

2002-2006年榜单为个人制作，2008年为搜狐网投票 / 图：黄冠豪，中国城市公共品需求表达机制研究

快20年过去了，对眼镜行业的认知和它的实际情况总是处在矛盾的状况中——如果眼镜行业是暴利行业，为什么这个行业竟然没有产生一家全国500强的公司，甚至新开的店还不断在倒闭；如果不是，为什么这个说法年年都有媒体重提一遍，热度丝毫不减。

零售其实不赚钱

在离南京市不到100公里的地方，就是中国最大的眼镜交易市场——丹阳眼镜城。2016年，丹阳年产眼镜架1亿多副，占全国总量的1/3；年产镜片3亿多副，占全国总量的75%。

2016年6月，江苏丹阳，眼镜博物馆开馆迎客，游客在馆内参观 / 视觉中国

丹阳眼镜城也许能打破眼镜行业暴利的传言。在南京卖两百多元的眼镜，这里50-80元就能买到。得益于产业化的运作，这里不仅价格低廉，速度也极快——从选镜片镜架到验光配镜，整个流程不足10分钟。

丹阳眼镜城似乎也在加重着暴利的传言。这里几十元的眼镜，南京却要卖到两百以上，在品牌连锁眼镜店配一副眼镜，价格多在500元-1500元左右，有些甚至要几千块。

去窥探中国的眼镜行业，南京和丹阳会是极佳的两个样本。

南京的眼镜店以零售为主，这些眼镜店大多选址于城市繁华地段、学校及医院等人口聚集的地方，租金十分高昂。而且，眼镜零售是服务业，需要提供专业的验光配镜以及相应的售后服务。这又带来了昂贵的设备和人力成本。

2016年10月2日，南京一繁华的商场内，装修个性的眼镜店 / 视觉中国

北大经济学博士郝继涛分析，对于规范的连锁店来讲，镜架、镜片毛利率50％左右。但这只是毛利率，一般企业都无法达到这个水平。

在企业实际经营中，假定毛利率为50％，分摊运营成本后，还有租金成本占营业额的14－16%；人力成本约13－14%；市场营销费用约6－8%；固定资产折旧3%；此外还有17%的增值税，50×17%＝8.5%；其他费用2%，包括配送、废品率等。

以上所有的费用合计在46.5－51.5%之间。在经营景气的情况下，净利率低至3.5%，在经营不景气的情况下，甚至亏损。

南京市2004年的调查显示，60%的品牌眼镜店根本不盈利，6年间倒闭了40多家眼镜店。

被认为是“眼镜第一股”的博士眼镜最能反映这种困窘。

2016年，博士眼镜营业收入有4.15亿元，毛利润为3.15亿元，但净利润只有3778.47万元，净利率只有9.1%。其中租金、物业、水电费达1.13亿元，占销售费用的50.67%。如果再算上工资、社保，两者合计占比就已超过了销售费用的九成。

排头兵尚且如此，其他的更不用说。三年间，博士眼镜开店147家，关店76家。

批发更不赚钱

而以丹阳为代表的眼镜生产基地，盈利也远没有那么高。目前，中国的眼镜产量占到了世界眼镜总产量的70%，但由于缺乏自主品牌，以加工为主导的中国眼镜业利润却只占世界眼镜市场的15%左右。

丹阳已经算是盈利比较好的眼镜基地了，这里不仅聚集了大量的眼镜厂商，还有政府的资源扶持，而在中国的另一个眼镜生产基地深圳横岗，由于企业大多单打独斗，难以形成品牌和规模，2006年前后也倒闭了不少眼镜工厂。

2011年10月20日，浙江温州，某眼镜厂员工正在加工眼镜框 / 视觉中国

与国外相比，中国眼镜的盈利率也非常低。

2013年，美国市场的屈光镜片的年销售量是1.3亿片，而中国的年销售量是1.3亿副，多了一倍。但美国眼镜市场年销售额达4500亿-5000亿元，中国却只有500亿-600亿元。

所谓垄断产生利润在眼镜行业更是不可能。

根据行业发展规律，一个成熟的行业应该有一定的行业集中度，且必然会形成若干个有影响力的领导品牌。但在中国，即便是行业内相当出色的宝岛眼镜，其在中国大陆拥有超过800家店面，销售额逾10亿，市场占有率也仅为2%-3%。

相比于其他商品，眼镜价格增长速度也并不快。2013年，天猫上镜架的销售额约为11.55亿元，共销售979.4万副，平均每副118元；镜片销售额约为3.35亿元，共销售1154.3万片，平均每片29元。

平均一副眼镜的成本也就200元左右，而早在2000年初的媒体采访中，眼镜的价格就已经是二三百元了。

专业的服务隐形了

坐在南京的眼镜店里验光，你以为自己最后只是付了眼镜的钱，但其实价值更高的验光费用也已经算了进来。

作为一个半工半医的特殊行业，眼镜行业从业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眼科知识，而且能熟练操作。

尤其在开具配镜处时，顾客的屈光状态、屈光度、年龄、职业、配镜目的、用途都要考虑到，有戴镜史的顾客还要考虑原戴镜情况、原戴眼镜的屈光度及装配质量等内容，其实就相当于眼科医生了。

2018年1月7日，厦门某验光中心，一位青少年在接受视力测试 / 视觉中国

但在中国，视光专业发展一直很慢，直到90年代初，市场上才有验光配镜店。2006年上海眼科学会的调查显示，眼镜从业人员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不足16%，但2008年中国城市总劳动力人口中32%有大专以上学历。

可以说，眼镜行业长期都是在低端制造、低端服务的处境中，人力成本也远低于本该有的水平。2008年，获得《眼镜产品生产许可证》的零售企业也只占总数量的1/3。

相对来说，规模较大的眼镜店在人力投入上更严格。一项2009年对11省140家直营店调查显示，这些店平均店面面积超过200平方米，且平均每家店有4名验光（配镜）师，中高级验光员和中高级定配工是主力，约占持证上岗人数的84%。相应的，他们的人力成本也会更高。

2012年10月3日，深圳横岗地铁站附近的眼镜城，配镜师正在配镜 / 视觉中国

一般来讲，普通的验光费用至少也要30-50元。国外验光需要预约，且验光价格多数在100美元以上，而眼镜则各个价位都有，相当于“医药分离”。

当发达国家眼镜行业以“视光师+配镜师”为搭配时，中国还是“验光师+营业员”。而很多眼镜店为了招揽顾客，还会打出免费验光的招牌。你以为买到的是便宜的眼镜，但其实还有更便宜的验光服务。

由于验光的服务没有定价，也难以竞争，眼镜店只能反复加入眼镜的价格战中，以低价吸引顾客，给人造成了“眼镜本来就不贵”的印象。

2012年2月12日，北京一商场打出眼镜买一送一的促销信息 / 视觉中国

许多眼镜店一年之内员工流失就在30%以上，3年以上就要流失50%。大学视光学专业90%的医学视光学毕业生宁愿去县城当医生，也不愿到眼镜店，想要发展眼镜店的验光服务就更难了。

所以，并不是眼镜行业存在暴利，而是真正需要付费的服务“免费”了。大量刚刚发展起来的小眼镜店直接忽视了这方面的服务，拉低了眼镜服务的成本，而正常成本下的眼镜就被认为是暴利。

贵的眼镜你也没买呀

但就算刨除了人力成本，比如不用验光，直接在网上订购，有些眼镜的价格也卖到了上千元。这能说明他们是暴利吗？

这样的疑问肯定不少见过，比如有人指责iPhone成本只要170美元，却卖到了七八千块。

这些指责同样站不住脚，因为就算是制造业，也不是只有原料成本，尤其是高新产业，原料成本反倒不是最重要的成本。

随着生活水准的提高，消费者在选购眼镜除了看实用功能外，还越来越关注装饰功能，讲究个性化、品牌化的趋势日益显着，而这些都会增加眼镜的成本和价值。

一个逐渐成熟的市场，产品也会不断细分，不仅有适合大众使用的品牌，也会根据不同的需求分化出一些高端品牌。

比如某眼镜公司，不仅有价格低于30欧元（约237元人民币）的普通产品，也有价格高于230欧元（约1818元人民币）的奢侈产品。

某眼镜公司2012年的眼镜划分及价格 / 陈凌燕. F跨国眼镜公司品牌策略研究

实际上，很多高价的眼镜已经不再属于日常消费品的范畴了，他们所要面对的人群也不是普通大众，而是奢侈品消费者。在中国，眼镜的高端市场基本均为奢侈品牌，而且绝大多数奢侈品牌都是授权经营。

一般在购买食品饮料等快消品时，消费者通常更看重的是产品的质量和价格，而且价格作用比质量作用更大。 但对于奢侈品来说，消费者购买它不仅是为了使用，有时它也是品味、阶级的体现，所以奢侈品更不能简单地用成本来衡量价值。

2018年5月8日，湖北武汉，一家满足个性需求的手作眼镜店 / 视觉中国

要是有什么产品只看成本，只按加工计价，那只能是低端制造业了。因为没有自己的品牌，国内的很多企业只能赚取微薄的加工利润，国外高端品牌却可以凭借其品牌价值，获得更多的产品利润，所谓的暴利，其实就是品牌溢价。

回看2002年的那份暴利榜单，有些至今仍然暴利，比如房地产行业，有些则早已在生死边缘挣扎，比如出版业。

其实，很多所谓的暴利都只是因为当时市场的匮乏，因此早期进入者更容易站稳脚跟实现盈利。而当更多的企业或个人进入这个行业，利润也就逐渐降低，维持在市场正常水平上。而长期的暴利，原因很简单，因为出现了行政性垄断。

人们对眼镜行业的质疑，并不是因为普通的眼镜有多贵，而是当时的高端市场还没有发展起来，因此超出大家预期的价格都被认为是暴利。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些高端眼镜的目标客户本来也就不是我们吧。

参考文献：

[1]郝赫，眼镜价格利润多高? 进价几十元卖几百元，《工人日报》，2018年05月30日

[2]陈红梅.中国眼镜业的隐忧[J].企业管理,2009(02):30-34.

[3]王嘉琦,邹恩,张运锋.O2O新商业模式对眼镜行业的影响分析[J].电子商务,2015(04):18-19.

[4]孙环宝,张尼尼,郭琳,唐玲玲.2009年中国眼镜质量分析总报告[J].中国眼镜科技杂志,2010(07):103-106.

[5]香港贸易发展局：2016年6月中国眼镜市场概况

[6]罗原丽. 买隐形眼镜要看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N]. 中国消费者报,2006-06-09(A03).

[7]庞德富.隐形眼镜的相关规定[J].中国眼镜科技杂志,2008(07):112.

[8].上海:《眼镜验配企业技术质量要求》发布不得仅凭验光数据出具处方[J].中国眼镜科技杂志,2014(21):11.

[9]陈凌燕. F跨国眼镜公司品牌策略研究[D].苏州大学,2012.

[10]陈洁,王方华.感知价值对不同商品类别消费者购买意愿影响的差异[J].系统管理学报,2012,21(06):802-810.

[11]马晓静. 国际奢侈品牌授权产品在国内的运行模式研究[D].复旦大学,2009.

[12]郝继涛.穿越暴利的迷雾——眼镜行业的利润分析[J].中国眼镜科技杂志,2004(07):4-11.

[13]贺庆.我国眼镜行业眼视光人才的现状及发展策略[J].中国眼镜科技杂志,2010(01):32-34.

[14]刘雁,贺文婷.配镜师缺位,中国眼镜行业发展之殇[J].中国眼镜科技杂志,2015(03):4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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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试验室（ID：sparklelive）

文 | 韩茹雪

编辑 | 容与

图 | 视觉中国

?泰州，为迁善小区办公室对外来务工人员查验《婚育证明》

在历史的各个节点上，每个小人物的命运，都随时代的脉动跌宕浮沉，只是无人自知。

见到季方珍，是在一场骤雨过后。

麦田积了水。76岁的老人，正把一棵棵倒伏的麦苗从泥水里捞出来，认认真真地扶正，顺带一把揪掉杂草。

她穿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常见暗色外套，带着垫肩，小臂上戴着套袖。虽已头发花白，她在麦田里仍然手脚利落，行动迅捷，好像越做越有力气。

她被街里街坊称为“季主任”。从季方珍1964年就任江苏如东县岔河镇土山村妇女主任起，这个称呼跟了她半个世纪。

最有权力的女人

在如东岔河镇乃至整个如东，季方珍声名赫赫。火星试验室寻访她时，一提“季方珍”，镇上居民中好多人都立刻说“知道知道”，热心指路。

季方珍是当地最早一批响应国家生育政策的独生子女妈妈。

那还是20世纪70年代，国家刚提出“一对夫妇一对孩，三个孩子多一点”的口号，计划生育政策的雏形初显。

那之前，国家的号召还是多生孩子。莫言在《蛙》中描述：“那茬‘地瓜小孩’出生时，家长去公社落户口，可以领到一丈六尺五寸布票、两斤豆油……我母亲说：国家缺人呢，国家等着用人呢。”

多子多福的生育观是当时社会的普遍思想。但江苏如东计划生育政策一出，初中毕业、只生了一个女儿的土山村妇女主任季方珍，不顾家族的反对，带头做了结扎手术。

女儿还没有断奶，季方珍就参加了县市组织的计划生育宣讲团，以切身体会在县内外宣传计划生育的好处，宣讲最远到过离家两百多公里的南京六合农村。

据《如东日报》记载，季方珍的宣讲，“在当时产生了轰动的效应”。1972年，时任国家计生委副主任的栗秀珍到如东来视察工作，亲自接见了季方珍，给了她很大的鼓励。

以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为标志，中国开始实行严格一孩生育政策，专门的计生队伍建立。到了基层，在现成的组织结构内，妇女主任成了村里的“计生员”，是每个村里分管计划生育的实际负责人。

土山村村民刘福林说，那时的季方珍，是土山村“最有权力的女人”，管理着村里人最看重的传宗接代大事。

和季方珍同时期的计生工作者，声誉不能算好。为完成计划生育指标而出现的执法失范案例，不少见诸媒体报道：把超生家庭的粮食搬空、家什砸烂；强制堕胎、强制节育引发暴力冲突，跨省抓捕“超生游击队”等。

但在季方珍这里，一件都没出现过。几十年之后，村里人还会说，季主任“心肠好”。

把一般人眼里“逼人打胎”的角色做到这个份儿上，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那些年，从土山村到岔北医院的八里路，留下了她无数道自行车辙痕。几乎每年，她都骑着自己的自行车，带着村里“额外”怀孕的妇女，奔医院去做引产手术。村民们记得，有一年送了50多个怀孕妇女过去。

今年72岁的土山村村民李德旺有一个独子，是1977年出生的。他告诉火星试验室，当时计划生育抓得紧，怀上二胎会被要求终止妊娠。

李德旺夫妇俩怀上二胎后，最初想着，躲过去，就能生下来。但妻子的肚子越来越大，怀孕4个多月时，村里的生产队妇女队长发现了情况，报告给了季方珍。

季方珍到了李德旺家里坐下，和颜悦色地帮他算账，“生二胎是要罚钱的，按政策规定得交四五千块钱”。当时的李德旺夫妻都在生产队，一年家里总共也就能挣200块钱，家里积蓄全部加起来也就四五百块。

那是一个春天，衣衫轻薄，李德旺却越听心里越沉重。他的妻子在一边哭，俩人心里都很清楚，这孩子“留不住了”。

又拖了十来天，季方珍又一次来到李德旺家里，用自己的自行车，驮上李德旺的妻子，送到了岔北医院。

季方珍在村民眼里是个讲理的人。干脆利落，但不硬来，总是尝试讲道理说服人。加上江苏如东推行计划生育在全国都是早的，差不多十年时间，当地人的头脑里“计划”“不超生”已经渐渐生根。他们尊重季主任的权力，也适应了只生一胎的政策。

据《南方周末》报道，这里曾经做到在3年时间里把全县人口自然增长率从近20‰降到5‰多一点，也曾经做到全年出生的12000个新生儿中只有1个是多胎。

1986年，国务院授予如东县“全国计划生育红旗单位”称号。当时，全国只有10地获此称号。如东成为了全国有名的计生红旗县。

那是计划生育为国策的时代，也是季方珍的黄金时代。她工作努力，成效显著。接近季方珍的人对火星试验室回忆说，“本人赶巧是独生子女（妈妈），在当时吃香，被地方干部捧起来了”。

1983年至1988年，季方珍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这也成为她人生中的高光时刻——她是如东县第一位全国人大代表。

直到2005年，季方珍退休，光环仍在。《如东日报》2010年3月4日刊载的《六十年见证人口变迁》中，她总结自己的职业：“我把一生交给了计生这一光荣而艰苦的事业，我没有遗憾！”

就是想把我写坏

然而现在，季方珍拒绝谈及“这一光荣而艰苦的事业”。面对火星试验室的采访，她亲自下厨做饭菜招待，热情闲聊，但一提计生，就立刻翻脸。

她如今的日子，在和街坊打牌、侍弄麦田中消磨。她的生活，曾经和外面宏大的世界息息相关，现在好像毫无关联。和普通农妇唯一的不同，是她自费订阅了一份《工人日报》，每天仔仔细细从头读到尾。

看似平顺的生活里，有隐秘而持久的挫败感。

“反正就是想把我写坏。”季方珍这样判断媒体对她的关注。

国家生育政策调整，全面二孩时代来临，季方珍生命里，最有意义也给她带来最多尊敬最大荣耀的事情，好像突然变成了徒劳无功。对于国家，这是历史的转折和选择；对于个人，那个世界倒塌了。没有轰然作响，只是唏嘘一声。

由于她计生明星的身份，四世同堂三代单传的家庭结构，和如东“国家计生红旗县”老龄化严重的背景，季方珍成为躲都躲不过去的报道对象。

她提到，此前有媒体写自己“一家六口，至今挤在两间平房里”，特别愤怒。她家明明是一幢二层小楼，有七八个房间可以住人，季方珍说“这是抹黑我们如东”。

?季方珍居住的岔河镇土山村 图/韩茹雪

季家的客厅有个一人多高的白色玻璃柜，正对门口，里面摆放着绿植、红酒、飞机模型。季方珍职业生涯中“数不过来”的荣誉证书、奖状，没有一样在这里示人。

曾经奋力书写的辉煌被时代揉皱，消耗，甚至霉变了。季方珍不想再提往事，“那些和我都没关系了。”

但当记者提出，如东档案局有一份对她的个人介绍，季方珍表示想看看。她两只手托着手机，遇到看不清或需要滑动页面时，她会微微示意请求帮忙。她把这份对自己的介绍，从头到尾、原原本本看完。

季方珍告诉火星试验室，她并不是专门的计生干部。她的工作单位是妇联，后来到了人事部分，最后是从纪检部门退休的。退休工资每个月5000多元，足够安度晚年。

她介绍说，基层计生队伍多的是像她一样的“计生员”——事实上，她们并不计生系统的编制里，却分管计生工作。

火星试验室问她：“当年受表彰带大红花吗？”季方珍眼睛里有微微的笑意散开，却没有答话。

让生也不生了

季方珍家的独特意义在于，这个当年的计生标兵，她的独生女张季红，如今也负责计生工作，但工作内容已截然不同。

张季红现在是如东县岔河镇人口与计划生育中心服务站站长。相较于季方珍那一代以“不让生”为主要工作内容，计生工作到了张季红这一代，变成了“劝生”：向育龄妇女普及现行的生育政策和各种优惠，劝大家生二胎。

“但你让人家生，人家也不一定生，我们都是以宣传服务为主，生孩子自主性强，跟以前计划生育指标不一样了。”如东县计生委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火星试验室。

?内江市市中区龙门镇白方路，不同年代的计划生育宣传标语

岔河镇计生站的工作人员配置是3人。一连三天，站长张季红都去执行治理污染任务，她的办公室大门紧闭。

相比过去的“不让生”，如今“劝人生”难度更大，怀孕、生产、生下来得照看，还要考虑上学等一系列事情，而且无法像禁止多生一样去“监督”。所以，这一代计生员多只能张贴宣传海报，利用广播、电视、网络、微信等媒体，进行普遍式的宣传。

“计生红旗县”在这方面也走在前列。2014年3月28日，江苏正式实行“单独二孩”政策。但如东在此前一个月就开始准备“单独二孩”的审批工作，计划将再生育一孩的审批时限由45天压缩至20天。

56岁的李桂兰和季方珍住在一条街上。1990年李桂兰怀上了第二个孩子，来得早了4个月。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生育二胎至少间隔5年，在电子器材工厂上班的她去做了引产，因为“不打胎会被开除”。

她1992年才又生了第二个孩子。儿子还没结婚，女儿已经生了一个孩子，也不打算再要二胎了，“让生也不生了，多养个孩子压力太大。”李桂兰说。

年轻一代中，少子化的生育文化已经形成。放开“单独二孩”的2014年，如东县卫计委对全县符合二孩生育政策的逾2.8万对夫妻进行统计，有生育意愿的仅有11.6%。

而从2014年3月单独二孩实施到2015年10月，一年半的时间里，如东全县共审批单独二孩申请193件，选择生二孩的夫妇不到0.69%。

2017年末，如东县常住人口出生率6.83‰，人口死亡率8.72‰，人口自然增长率－1.89‰。

与岔河镇相邻的掘港镇计生站，大门紧闭，玻璃门上贴了告知“计生站已撤销”，落款日期是2017年7月1日。

门口两侧分别挂着醒目的黑字长牌，一侧是“如东县掘港镇计划生育中心服务站”，另一侧是“如东县掘港镇世代服务中心”，一把锁，锁在中间。

这里原本有10多名工作人员，主要负责为计划外怀孕的孕妇做B超和引产手术，同时负责独生子女补贴落实、生育宣传登记等。在倡导独生子女时期，这里人流如梭。

如今，掘港镇的计生工作已转交给镇卫计办的4名工作人员，主要工作内容是生育登记、惠民政策（如独生子女补贴）办理以及宣传。在这里工作了20多年的卫计办顾主任告诉火星试验室，掘港镇计生站原来“做b超什么的，人可多了”，政策变化后，原来的计生人员分散到了镇一级事业单位的其他部分。

“来一个政策我执行，执行得好我有错吗”

同样冷清的，还有如东县卫计委办公室。“计生办（现改名为“卫计办”）没人了。”县卫计委一名工作人员说。目前，县一级真正做计生工作的只有两个科室，总共4个人，“事情没有那么多了”。

卫计委位于如东行政中心12层，是最高层。往外看去，高楼林立，道路宽敞。行人不多，街上最常见的是三三两两的老者。而在季方珍劳作的更广阔的如东乡村，田间地头也多是蹒跚老者。

如东谋求发展。“掘港新城 活力高新 创业福地”的宣传条幅遍布县城环道。而在计划生育年代，公路边上高高矗立的是“全国计生红旗单位”宣传牌。

?如东县城原来立有“全国计生红旗单位”牌子的道路，如今被新的标语取代 图/韩茹雪

对如东来说，过往的辉煌，是不愿提及却无法逾越的心理障碍。2014年，国家生育政策调整，在“计生红旗县”的殊荣之后，再次高频走进大众视野的如东，成为一个过去时代的标本，并在之后的几年间，被一次次地解剖和分析，成为对计生政策反思的典型。

“我的内心是抗拒的，（如东）不需要再有这方面的宣传了。”如东县计生委的工作人员不希望采访计生话题。

他告诉火星试验室，打开网络搜索“如东”，排在前列的都是“计划生育”、“老龄化”等标签，他认为，如东有更多值得报道的内容，“别抹黑如东”。

但现实又无法辨白。如东所在的江苏省南通市，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级市，早在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比全国早17年。如东，则是南通地区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县。

据如东统计年鉴，2017年末，如东60岁以上人口有32.93万人，占户籍人口的33%。国际通例，一个国家或地区，当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7%时，就意味着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如东的村落静悄悄，道路上鲜少见到行人，田间多是沉默的老人在劳作。纺织、健身器械制造、成衣加工等工厂散落在如东，工人们大多在40岁以上。

?江苏如通，探访中国人口老龄化比重最高的如东县，曹埠镇敬老院的老人们 图/视觉中国

计划生育30多年来，据当地官方保守统计，全县少生近50万人。

“来一个政策我执行，执行得好我有错吗？”如东县计生委的一位工作人员表达了他的困惑。

不过，南京邮电大学教授、知名人口学家周长洪告诉火星试验室，老龄化的第一个原因，不是计划生育，而是寿命延长。

联合国人口司曾在《年度人口发展报告》中提出，老龄化是值得拥抱和欢呼的。长命百岁本就是人类的普遍追求。但随之而来的巨大社会挑战不容轻忽。

同时，生育率降低，使老年人比例相对上升，间接推动、加速了老龄化。中国的老龄化社会是两者并存的作用结果，所以压力尤其大。

?纪录片《养老中国》视频截图

季方珍一家六口，上有90多岁的老母亲，季方珍和丈夫都已年过70，和独生女儿、上门女婿以及独生外孙一起生活。

家里唯一的年轻人是大学毕业两年的外孙。他在南通念完大学后留在那里工作，但不久后就回到了老家土山村，在离家一里地左右的工厂做财务工作。

他提到，本科毕业前曾想过去国外念书，但最终作罢。讲这话时，他正站在家门口，院子里三位老人在忙碌，他们的年纪加起来有250岁了。

这个男孩并不畏惧自己面临的养老压力，他说，“身边大家都这样，没什么特别的压力”。

2018年3月27日，新组建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挂牌，正式取代了卫计委，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自此退出历史舞台。从计生委到卫计委再到卫健部，全国的计生系统自上而下调整适应着社会发展。

如东县这次没能紧跟时代步伐。岔河镇计生机构门外挂的仍然是“人口与计划生育中心服务站（计生站）”的牌子，掘港镇计生办事处的门口挂着“计生办”的标识。“听说上面已经改名叫卫健部了，我们还没来得及（换牌子）。”工作人员表示。

?原如东县掘港镇计生站大门 图/韩茹雪

2018年7月中旬，辽宁传来生育政策新的探索：生育二孩由家庭自主安排，将完善生育家庭税收、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减轻生养子女负担。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刘福林、李德旺、李桂兰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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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图出自视觉中国

本文来自公众号界面（wowjiemian），作者：王学琛 ，虎嗅网获授权转载。

曾经的“洋垃圾”进口第一大国，正一步步收紧固体废物进口政策。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2017年7月30日，中国正式通知世界贸易组织，将于2018年初停止进口包括废塑料、未分类废纸、废纺织原料和钒渣在内的24种“洋垃圾”。2018年6月，国务院公布《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明确将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力争2020年年底前，基本实现固体废物零进口。

自正式印发以来，“洋垃圾”禁令已一年有余，“蝴蝶效应”正在全球卷起风暴：欧盟决定对塑料征税，美国废品回收站堆积如山，星巴克要禁止塑料吸管……看似各自独立的事物，都在中国拒收“洋垃圾”之后发生着改变。而对于中国的再生行业而言，也正面临着一场洗牌与重塑。

禁令后，包装业遇“断粮窘境”

8月，纸价继续上涨。

不久前，华东、华南、华北等地区多家造纸厂再次公布上涨价格，上调废纸价格30-100元/吨。据央视财经报道，今年上半年，成品纸市场迎来涨价潮，白板纸、瓦楞纸、箱板纸等纸种价格全面上调。

纸价变化的影响正一层层渗透至相关行业的各个脉络中：出版社新书定价“不约而同”上涨，报社纷纷收到纸厂发来的涨价函，一些包装企业面临“断粮窘境”。

近些年网购的普及刺激了包装行业的需求，几乎每一个快递包裹都预示着对包装纸的需要。而在“洋垃圾”禁令之下，包装行业上下游各种变量都面临着复杂的情况。

2018年7月31日，纸业巨头理文造纸发布了中期业绩公告。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理文造纸的营收与净利润均大幅增长，但其中期毛利率却迎来2014年以来的首次下滑：从去年上半年的26.91%降至今年上半年的25.18%，减少了1.73个百分点。这成为市场担忧的地方。

造纸厂的毛利率主要由两方面决定——纸品的出厂价与原材料的采购价格。“洋垃圾”禁令以来，进口废纸受限，而由于国内回收体系尚不完善，国废的供应量一时难以满足废纸需求，原材料价格上涨迅速，造纸厂利润承压。因而，尽管市场需求旺盛，包装纸厂商的股价走势却都不好看。今年以来，行业巨头理文造纸与玖龙纸业股价一度下跌。

上游纸厂原料价格上涨的压力给整个产业链增添了诸多不确定性。处于产业链下游的包装企业，一方面要面临顾客对包装设计日益挑剔的眼光，另一方面对包装纸成本的增加望而却步，可谓两头承压。据中国纸业网2018年7月29日消息，东莞市纸制品制造行业协会会长林青透露：“就东莞一些企业来看，包装厂的订单下滑35%左右，有企业连白班都开不满。”

此外，同样是出于原材料（“美废8号”）的进口限制，新闻纸也“洛阳纸贵”。一名人民日报社的资深编辑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去年起，新闻纸价格上涨尤其迅速。据回收行业媒体再生网数据显示，2018年8月，国产新闻纸全国平均价格为6350元/吨，较去年同期（5100元/吨）上涨24.5%。

在今年8月份的中国报业2018年新闻纸市场信息交流会上，中国报协理事长张建星提及，去年以来，新闻纸生产企业纷纷转产、减产。目前，国内能够正常生产新闻纸的厂家仅剩3家。据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库显示，2018年1至7月，全国新闻纸产量为122.6万吨，较去年同期同比下降5.1%。

一女子在哈尔滨市某书店选购图书。从5月1日至5月4日，全国32家纸厂宣布涨价。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漩涡中的再生塑料行业

不仅仅是纸业，对于“洋垃圾”其他相关行业而言，整治力度的加码正倒逼行业转型。再生塑料行业同样处于漩涡之中。

一直以来，进口废塑料受到再生资源行业厂家青睐。由于从国外进口废塑料比进口塑料原料成本低，而且废塑料在经过处理后仍能保持较好的加工性能，因而较多企业依赖进口废塑料以降低成本。

自2017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以来，废塑料进口量近似“腰斩”。据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的数据，2017年6月国内废塑料进口量为59万吨，《方案》颁布之后，2017年10月进口量下滑至31万吨。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再生塑料行业中相当一部分企业属于技术含量低、产业集聚度低、污染防治水平低的 “小散乱”企业。这些企业易受波及，如今多数处于停产状态。

在被称为“江北塑料第一镇”的山东省日照市莒县刘官庄镇，曾有多家“小作坊式”塑料加工厂，形成包括原料产销、吹塑产品、塑料制品等一整条塑料产业链。鼎盛时期，刘官庄镇从事塑料加工制造企业发展到500余家，塑料加工制造业户2000余户，“洋垃圾”是加工塑料颗粒的主要原料之一。

近几年来，在进口固废禁令及环保部打击进口废物加工利用行业环境违法行为的双重“重压”下，刘官庄镇大大小小数百家塑料生产企业已停产。

从小生长于此、家里曾经从事塑料加工行业的李晓告诉界面新闻记者：“现在设备和小工厂都还在，但跟进口废塑料相关的，主要是依赖原材料的粉碎、清洗、造粒企业都停产了。”2017年7月，刘官庄镇对全镇393家涉塑个体工商户和6家造粒公司的172个车间实施了关停、断电处理。如今，李晓家的工厂也已转做生产塑料制品。

清华大学环境固体废物控制研究所教授蒋建国称：“‘洋垃圾’禁令期间，相关企业可能都要面临洗牌，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大的企业需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小散乱’的企业可能难以生存。”

不过，行业“危机”也常常是产业转型的机遇。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在其评论文章中称，洋垃圾进口禁止之后，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大相关企业的压力，但长期来看价格上升之后，会有新的供给者立刻涌入，将短期压力消化掉。

李志青同样在其评论文章中表示：“‘洋垃圾’被禁止之后，再生行业的原材料供给缺口需要依靠国内“土垃圾”补足，就会倒逼国内的土垃圾做好后端处理，再进一步倒逼前端的居民社区垃圾分类做得更好。”

星巴克要停用塑料吸管

与中国的行业洗牌相映的是，在太平洋彼岸，中国突然停摆的市场，让一套运转了几十年的废物回收体系也正面临重塑。

波士顿韦斯特伯勒一家回收厂里，老板本?哈维面对堆积如山的固体废物“束手无策”。据《波士顿环球报》2018年6月5日报道，这家回收厂已经堆积了5000吨废纸与纸板，另外，每天还有400吨新材料会运送进来，却只有不到50%可以有效回收。在回收厂约7400平方米的场地中，几乎有一半的空间已被废品填满。

此前，这些固体废物都可以作为商品运至中国。如今，中国完全禁止了包括废塑料和混合纸在内24种材料，对于禁令之外仍可正规进口的硬纸板、废金属等也大幅提高了标准，要求杂质占比例不超过0.5%。一些工厂老板表示，现有设备根本无法将污染物含量降到这个标准，因而不得不支付每吨70美元的费用，将固废运往垃圾填埋场或焚烧炉。

一些工厂正试图采取措施清理回收物流，包括放慢加工设施运行，或者限制接受的材料类型等，“每家从业者正陷入挣扎”。

市政单位也正受到影响。波士顿环球报报道称，在马萨诸塞州罗克兰镇，居民资源回收所需支付的成本，由此前的每吨付费3美元涨至70美元。而在布兰垂镇，资源回收成本已上涨逾10倍，官员担心，若费用继续攀升，地方政府恐怕要减少教育或交通等其他公共服务开支。

而在其他国家，中国的“洋垃圾”禁令也同样在重塑回收行业。在美国科学促进会期刊《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2018年6月发布的一篇研究论文中，佐治亚大学的研究人员收集了从1988年到2016年中国进口塑料垃圾的数据，据此推测，预计到2030年，全球可能会有1.11亿公吨的塑料垃圾无处可去。

“这是一场国际危机，我们无法承受这些费用。”一家回收厂老板在波士顿环球报的采访中称。

研究者通过数据绘制出2016年中国塑料废物进口来源及1988-2016年累计塑料废物出口吨位图。橙黄色线条为2016年中国塑料废物进口数据，灰色为1988-2016年各国出口数据，颜色越深，出口越多。图片来源：《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

对此，欧盟已经进行了政策响应。据德国之声2018年5月28日报道，当日，欧盟委员会提议要全面禁止棉签、刀叉、盘子、吸管等一次性塑料产品，以更为环保的材料取而代之。同时，要求生产商要协助支付废物管理费用及环保宣传工作的费用。

提议中要求，在2025年之前，欧盟国家要的一次性塑料饮料瓶回收率要达到90%，在2030年对全部塑料包装实行回收。这一提议还需得到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的批准，欧盟委员会表示，将敦促其他机构优先处理该提议，希望能在2019年5月欧洲选举之前获得批准。

这一趋势也影响到了星巴克。据《西雅图时报》报道，2018年7月9日，星巴克宣布，要在2020之前停止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目前，星巴克旗下28000多家门店每年使用的塑料吸管数量超过10亿根。作为替代性选择，星巴克将提供可回收的无吸管盖子，或使用其他可回收材料制作的吸管。

“世界工厂”与“全球垃圾回收站”

中国的“洋垃圾”进口热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中国是“世界工厂”，包括制造业在内的诸多产业对原材料有着巨大的需求。满载着“中国制造”的巨大集装箱船离开中国港口，行驶至发达国家，返程时载回这些国家的回收物。之后，经过层层分拣加工，作为原材料的回收物进入各地工厂，被生产成新的货物。

这条进口供应链之所以得以运转，源于每个环节各自获利。对发达国家而言，严格的环境标准与较高的劳动力成本意味着废物处理费用高昂，出口至中国无疑是一种更为经济的方式。《中外对话》研究院冯灏撰文分析：“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国内处理的费用大概在每吨400美元至1000美元。运到中国，即便加上运费，每吨的成本只有10美元至40美元。”

最对于中国而言，彼时享誉全球的制造业需要更多原材料。“中国收纳的‘洋垃圾’主要是塑料、废纸、金属材料等，都是还有一定回收利用价值的原材料 。”蒋建国称，“我国此前进口这些固体废弃物，作为发展资源不足的补充。”

另外，从废塑料中回收原料的成本也要比从石油提取物中直接合成新塑料稍显便宜。作为报价高、不挑剔的“最优买家”，中国的接收方通过多次挑拣分类，形成了一条条位于全球价值链底端、且自成体系的产业链条。

在李晓的记忆中，货船会停在刘官庄镇的港口，“洋垃圾”压缩包进入到家里的小工厂中，拆解后粉碎、清洗。“进口塑料都是经过分类的，是质量比较好的材料，其次是国内工厂的废弃材料，最次的是国内垃圾回收站运过来的，比较脏也难处理。”

除却原材料需求，“企业在这个过程中有利润可图，也是‘洋垃圾’进口的驱动因素。” 中国环保产业协会生活垃圾处理委员会秘书长徐海云称。

企业的利润来源，主要在于回收的低成本以及二手元件的再利用。例如在“电子垃圾拆解第一镇”广东贵屿，拆解加工电子‘洋垃圾’不仅可以获取大量铜、铝、锡及贵金属，还可以获取大量可再使用的二手元器件，这些元器件重新流向市场，因质量上乘而广受欢迎。

据《贵屿镇建设再生资源专业镇实施方案》显示，2010年，贵屿废旧电子电器、五金、塑料回收加工利用达220万吨，产值高达50亿元。“垃圾致富”并非传说。

2018年1月12日，广东汕头贵屿镇，当地民众回收废旧物品。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经济与环境的双重命题

“只要停止一些事情，就可以撬动全球贸易体系——禁止‘洋垃圾’就是其中之一。” 安大略理工大学能源系统和核科学副教授丹尼尔·霍恩威格在其文章中表示。

在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产业分工逐渐深化的今天，各国经济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与规模融入到全球化浪潮中。技术、资本、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而作为一种“副产品”，环境问题也随之在全球范围内扩散。

依据“环境成本转移说”，贸易的往来通常也隐含着环境成本的国际转移。由于经济实力与法律规定的差异，发达国家通过进口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密集型产品满足本国消费，同时将污染物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再生资源回收行业所具有的劳动密集型特征，成为环境成本转移的经济驱动因素。

据此，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污染的“避难所”，“洋垃圾”的转移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国际贸易来实现的。从1995年到2016年，中国的年垃圾进口量从450万吨增长到4500万吨，二十年间翻了十倍。据商业咨询机构China Briefing的数据，2016年，美国废纸出口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直接送到了中国。欧盟27国中，87%的再生塑料直接或间接运至中国。

尽管作为可回收固废的“洋垃圾”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进口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原材料短缺，但毫无疑问，如果处置不当，大量固废进口将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承担相应的环境污染成本。

导演王久良2016年发布的纪录片《塑料王国》描绘了这样的场景：大量未经处理的塑料垃圾进入中国，散布在从北到南几十个大小乡镇，最终在一个个小作坊里，由几乎没有任何防护的工人用手进行粗糙的分拣。“一些‘洋垃圾’的加工过程主要依靠人工手工拆解，对从业人员的健康隐患是很大的。”蒋建国表示。

出于控制发达国家“污染转移”、保护发展中国家环境的需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1989年通过了《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对各缔约国进出口危险废物的国际义务及其法律责任作了明确规定。中国于1990年3月22日在该公约上签字，也是世界上最早加入的缔约国之一。

不过，一个公约不可能避免所有的污染转移，经济与环境的双重问题很难用环境约束来解决。由于环境处理的高成本以及输出国严格的环境规制，《巴塞尔公约》生效之后，“洋垃圾”越境转移依然存在。

近些年来，中国政府开始收紧“洋垃圾”准入标准，一方面源于对环境问题的重视，而另一方面与经济发展阶段也密切相关。自2013年起，中国开始推行“绿篱”行动，对进口垃圾的品质进行严格管理，并以强硬姿态打击非法走私垃圾进口；2017年3月，中国发起“国民利剑”行动，再次收紧对“洋垃圾”的督查。

蒋建国介绍：“产业机构升级是一个原因，环保意识增强与遏制污染的考量也是。随着我们国家废品产生量也越来越大，处理处置出现了很大问题，洋垃圾挤压了国内废物回收的动力和空间，带来的二次污染隐患也越来越得到重视。”

中国的“洋垃圾”禁令对欧美国家的影响，也暴露了全球此前依赖单一进口商的脆弱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拒绝“洋垃圾”之后，其他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例如东南亚、中东、拉美各国，正可能成为新的“垃圾场”。

李晓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在“江北塑料第一镇”的诸多中小企业关停之后，“有些年轻人或者家里破产的去了东南亚，像老挝和越南。把同样的模式移植过去，那边人工成本更低，而且不限制，赚钱比在这边多。” 另据《南方周末》报道，印尼塑料回收业协会会长克里斯托?哈利姆（Christine Halim）证实，越来越多的欧美固废正被出口到印尼。

这种选择相较之前的污染转移并无本质改变,，依旧建立在国家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落后国家对环境保护不够重视的基础上。克里斯托?哈利姆（Christine Halim）对《南方周末》表示：“中国禁令将有助于倒逼印尼提升回收系统水平，但也不希望印尼沦为欧美新的垃圾场。”

“环境具有全球共同性，全球的环境保护是一体的，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处理自己产生的废物。”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主任王灿发告诉界面新闻，中国的新政策是一个风向标，这会倒逼垃圾出口国提升自身的垃圾处理能力，完善本国循环经济体系。

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在公开发言中称：“重要的是大家要统一到巴塞尔公约的精神上，各个国家都要立足于自己产生的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自己来减量、自己来处理、自己来消化，这样很多事情才会更好地理解和解决，也有利于全球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普及和推动。”

本文来自公众号界面（wowjiemian），作者：王学琛。原创内容，未经同意，严禁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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