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德科技，诺宝机器人有甚么功能

编者按：本文来自AI金融评论（aijinrongpinglun），作者：报道金融未来的，36氪经授权发布。

雷锋网AI金融评论2月8日晚间报道，近日涉嫌诈骗、曝光后ICO价格严重破发的区块链项目Arts，继联合创始人传闻被警方控制后，今日有了最新的进展：有币网现场消息称，2月8日下午，Arts项目方、项目前联合创始人蒋杰 、张宰方（居间方）三方达成合解，并达成共识——张宰方与蒋杰返还此前全部所得收入，项目方下一步将商讨代币的回购方案，并于截止日期之前发布。

大团圆？最重要的真相没人回应

媒体报道称，Arts项目洪鹤庭与蒋杰互相约定于2月8日上午在北京德和衡律所进行谈判，在相关方代理律师的参与下，各方就蒋杰 、张宰方（居间方）提供事关证据、清算账目，以及返还款项进行磋商。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沟通，双方最终达成和解。张宰方的律师表示，张宰方把他在这个项目中获得的所有居间费全部拿出来。Arts项目方洪鹤庭表示，蒋杰愿意把本不该自己拿的收入全部交出。他们将把这些币放到一个共管钱包，存在一个三方共同监管的账户上，等日后回购方案敲定后再共同商议如何处置。

据了解，蒋杰参与Arts项目中有主动锁仓的Arts，这些Arts仍然归他所有。并表示，在该危机事件发生以来，Arts团队也没有对蒋杰锁仓部分做出任何的处置意见，目前还处于锁仓。

除此之外，Arts项目负责人表示，他们认可蒋杰在Arts项目中的贡献，但是否恢复后者作为项目联合创始人身份还有待商议。

事件看起来完满，但这是不是大结局？目前看来，最重要的问题似乎没有解决：

被投资者举报的Arts，到底有没有造假？是否只是一个空气币？

事件回溯：Arts风波始末

据雷锋网AI金融评论此前报道，ARTS 是Achain平台上开发的应用，其初衷是通过区块链技术，构建一个全球性的艺术品交易平台，解决艺术品的身份、记录、流动性等问题。在白皮书中，ARTS 声称“立志成为泛文化艺术领域的通行数字资产代币，力求做未来艺术行业的比特币，是集互联网、区块链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多种技术与金融、艺术结合的跨界结晶”。

2018年1月8日，ARTS 开始 ICO，发行总量10亿枚，此次发行只接受比特币、以太坊、Achain三个币种，发行定价 1BTC=180000 ARTS，约为 0.66 元。

但不巧的是，ICO 开始第二天，艺库（artschain.com）发布“严正声明”，指责 ARTS 项目方冒用 Artschain.com 名义募集资金，并称这种行为是可耻的，告知大众请勿上当受骗。

项目涉嫌造假曝光后，投资人纷纷要求退币，但遭盗 ARTS 项目方的强硬拒绝，后者在1月10日便放出官网公告，表示“所购数字资产一律不做退换”。

ARTS 依然还是在境外上线了。1月20日，ARTS 在澳洲 U 网上线，但上市即破发，一度跌至 0.13 元。

Arts项目ICO严重破发直接引起了投资人的不满，不仅要求 ARTS 项目方退币，更开始寻求上访、举报、上门等方式维权。ARTS 内部对此意见不一，产生了巨大分歧，由此更引发了项目方内讧。最终，支持退币的蒋杰被 ARTS 团队以“私拿回扣”的理由开除联合创始人身份，并声称“将对其行为进行下一步调查”，更威胁“将交由公安机关处理”。

内讧之后，蒋杰爆出了 ARTS 实际控制人并非此前传闻的黑石创始人贺焕，而是51空中艺术网创始人洪鹤庭。雷锋网经天眼查查证得知，洪鹤庭担任法人的公司名为“东方天鹤（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开发了一款 App 名为“51空中艺术馆”，是基于“基于VR虚拟现实技术打造的移动3D展馆，是集艺术品展览、游戏、艺术衍生礼品定制交易于一体的大众艺术交互平台”。

洪鹤庭还100%出资控股了“酷点（北京）信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在2017年因未按规定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北京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列入经营异常。此外，洪鹤庭另外还在其他三家公司担任股东，主营业务均为信息技术服务。

但截至雷锋网AI金融评论2月5日21点发稿，除了蒋杰提供的一张微信聊天截图，还没有更多证据证明，洪鹤庭就是“幕后黑手”。

有媒体报道，监管部门将会顺藤摸瓜，彻查国内 ICO 链条。

结语

在野心家的阴谋和监管层的大棒之下，数字加密货币与底层技术区块链在诞生的第十年，面对着最盛的欲望和最冷的冬天。未来，何去何从我们不得而知。但雷锋网认为，对于搅乱市场的“劣币”，一定要手起刀落“杀之而后快”，而对于基于技术研发，创新金融市场的行为，或许可以在监管之下，缓慢生长。

大数据文摘出品

作者：蒋宝尚

人工智能正成为全球性话题，各国的AI人才争夺战也正愈演愈烈。

那么目前，人工智能在中国的发展条件如何，中国距离成为真正的人工智能强国到底还有多远？

基于此，7月13日，《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8》在清华大学主楼接待厅发布。

报告从科技产出与人才投入、产业发展和市场应用、发展战略和政策环境、以及社会认知和综合影响四个方面描绘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面貌。

先来看几个报告中的结论：

中国在论文总量和高被引论文数量上都排在世界第一，中科院系统AI论文产出全球第一，但中国在人才拥有量全球第二，杰出人才占比偏低；

专利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专利布局最多的国家，数量略微领先于美国和日本；

产业上，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数量排在全球第二，北京是全球人工智能企业最集中的城市；

风险投资上，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融资占到了全球的60%，成为全球最“吸金”的国家。

此报告由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府文献中心、清华大学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联合科睿唯安公司、科学家在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研中心以及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撰写。

大数据文摘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发展报告”下载此报告完整版。

人工智能科技产出与人才投入

中国在人工智能的产出上总量第一

全球Al论文产出最多的20个国家和地区（1997-2017）（单位：篇）

过去20年间，全球众多国家与地区广泛参与到人工智能领域的基础性研究中，其中，中国与美国的论文产出位于全球的第一、二位，且是位于第三位的英国产出量的3倍以上。

英国、日本、德国、印度、法国、加拿大、意大利、西班牙、韩国、台湾、澳大利亚构成了该领域论文产出的第二梯队。伊朗、巴西、波兰、荷兰、土耳其、新加坡、瑞士等国组成第三梯队，也产出了较多人工智能领域的论文。

在全球院校中，中国科学院系统AI论文产出数量最多

全球Al论文产出最多的20个机构（单位：篇）

从机构层面，全球参与人工智能相关科研的主要机构中，中国科学院系统、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以及美国的加州大学系统三足鼎立，其20年的论文产出量都超过了24000篇。

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产出最多的百强机构中，87家为高校，8家为科研院所，3家为政府机构，只有2家企业。其中，3家政府机构为：美国能源部（DOE）、美国国防部（DOD）和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SA）；2家企业为：IBM和微软。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领域是发表论文最多的学科

AI领域全球及论文产出最多的8个国家主要学科分布

从学科分布看，无论是全球还是论文产出量最多的8个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发表论文最多的两个学科都是计算机科学与工程。除印度外，自动控制系统是全球以及论文产出量最多的其余七国产出排名第三的学科。

此外，机器人学、数学以及影像科学和照相技术也是八国集中关注的学科。各国也基于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将人工智能拓展到不同学科的研究中。例如，印度作为能源短缺的国家将人工智能应用于能源与燃料学科；而中国利用在材料科学学科的优势，将人工智能应用于能源管理（电池系统）、机器人或其他器件的制作材料等方向。

全球高水平论文产出上，中国数量排名第一

全球Al高影响力论文分布

上图展示了全球Al高水平论文的区域分布情况，可以看出，目前高水平论文的来源主要分布在北美、西欧和东亚等地区。

全球Al高水平论文产出Top10国家（单位：篇）

上图列举了全球高水平论文产出最多的10个国家的高被引论文数量和热点论文数量。中国、美国和英国在高水平论文产出的榜单上排名三甲，伊朗作为唯一的西亚国家排名第8。

进一步统计Top10国家Al领域高被引论文占其在Al领域全部论文的百分比可以看到，Top10国家的高被引论文百分比均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1%，其中澳大利亚在该指标中表现最佳，达到2.66%，英国与中国也都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

在中国机构中，中国科学院系统获最高引用

Al高影响力论文产出最多的20个中国机构（单位：篇）

上表列出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表高水平论文最多的机构，中国科学院以242篇高被引论文和7篇热点论文位居榜首，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南大学、清华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也都进入了前五名。值得注意的是，辽宁工业大学和渤海大学，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总体产出虽然不多，但其中的高水平论文比例较高，双双进入了高影响力论文产出最多Top20中国机构的榜单。

人工智能专利产出

中国的Al专利技术全球第一

上图显示中国的Al专利技术布局程度位居榜首，而其中授权专利比例最高的国家是美国。

全球Top10专利权人榜单，中国仅有国家电网上榜

Al领域中Top10专利权人分布（单位：件）

在主要专利权人的分析中，国家电网公司作为唯一一家中国企业在Al领域中与国际竞争对手在专利布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国家电网公司的Al相关发明技术主要应用在电网控制、配用电网、智能配电变压器、风电站、新能源等领域，同时对Al相关的智能算法、机器人等技术研发相对也比较重视。

在中国，图像处理分析的相关专利技术创新数量最多

上图显示，中国发展的主要技术领域集中在数据处理系统、数字信息传输等。其中图像处理分析的相关专利技术创新发明数量较其他子领域更多，占总发明件数的16%。

人工智能人才投入

中国人工智能人才投入总量位列全球第二

国际人工智能人才投入高度集中于美、中、印、德、英等少数国家。截至2017年，国际人工智能人才投入总量达204575人，密集分布于北美、西欧、北欧、东亚、南亚、西亚地区。从国家层面上看，人工智能人才集中于少数国家，排名前十的国家Al人才投入占据总量的61.8%。

中国国际人工智能人才投入总量位列第二，是美国人数的65%。美国在人工智能人才投入量独占鳌头，累计高达28536人，占据世界总量的13.9%；中国投入量列居第二，累计达18232人，占据世界总量的8.9%；印度、德国、英国分别以17384、9441、7998人列席三、四、五位。从城市尺度看，美、中、印、德、英五国人才数量排名前五城市的人才累计占比分别为该国总量的10.5%、20.0%、14.9%、17.3%和23.3%。

中国杰出人才投入量全球第六，清华为最大载体

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杰出人才投入比例显著偏低。美国在人工智能杰出人才投入量上依旧遥遥领先，累计高达5158人，占据世界总量的25.2%，是排名第二位英国的4.4倍；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分列第二、三、四、五名，杰出人才投入量大体相当。中国杰出投入量977人，排名第六，相对于其全球第二的人才总量而言，杰出人才占比过低。

全球国际人工智能人才所属大学分布（单位：个）

高强度人才投入的高校院所集中在中国，清华大学成为全球国际人工智能人才投入量最大的载体。

高校院所的人才投入量主要受科研人员数量及硕博招生规模的影响，清华大学依托优渥的科研基础汇集822名国际人工智能人才，名列世界第一；上海交通大学以590人的数量位列第二；韦洛尔大学、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分别以526、525、523人的数量位列第三、四、五名。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斯坦福大学和乔治亚理工学院分别名列十四、十七和十八名。

全球人工智能杰出人才高校排行中，中国高校排名靠后

然而，在全球人工智能杰出人才最多的高校排行中，中国没有高校进入前十。斯坦福大学杰出人才投入量达79人，全球领先；麻省理工学院、伦敦大学学院、华盛顿大学、圣保罗大学紧随其后。清华大学排名15位，上海交通大学排名第33，与其国际人工智能人才总量相比，排名大幅下滑。

中国人工智能人才投入

中国人工智能人才投入呈现东多西少的态势

中国人工智能人才投入整体呈现东多西少的态势。截至2017年，中国人工智能人才投入总量达201281人，密集分布于东部地区。东部省份人工智能人才投入量高达126120人，占据全国总量的62.7%，中部地区37514人，占全国总量的18.6%，西部地区37362人，占据总量的18.6%。

北京市优势显著，人才投入量累计达27355人，名列全国第一。江苏省人才投入量累计达到19293人，排名第二；陕西省人才投入量达12878人，排名第三，也是唯一一个排名进入前十的西部省份。湖北省（11773人）、上海市（10592人）紧随其后。

整体来看，东部人才投入呈现北京、江浙沪（合计37624人）双极态势，中部和西部则出现湖北省和陕西省两个高点。

从城市尺度看，北京领先优势大，西安、上海、武汉、南京紧随其后。北京市作为中国的文化中心，人才投入力度强劲，累计占据总量的13.5%，在国内具有绝对优势。西安市、上海市、武汉、南京市人才投入数量逾万，位列第二梯队。长沙市、广州市、成都市、哈尔滨市和杭州市人才投入逾5000，位列第三梯队。

人工智能企业分布

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分布中，北京395家，全球第一

全球人工智能企业分布（单位：家）

截至到2018年6月，全球共监测到人工智能企业总数达4925家，其中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数2028家，位列全球第一。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人工智能企业总数1011家，位列全球第二，其次分别是英国、加拿大和印度。

全球人工智能企业数量TOP20城市（单位：家）

在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广东三地。其中，北京人工智能企业数量395家，遥遥领先其他省份。除此之外，浙江和江苏两省也有较多的人工智能企业。

中国人工智能创业潮的集中在2012-2016年

从成立时间看，中国人工智能创业企业的涌现集中在2012-2016年时期，在2015年达到顶峰，新增初创企业数量达到228家。从2016年开始，创业企业的增速有所放缓。

全国人工智能企业的平均年龄为5.5年。其中，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地初创企业云集，企业平均年龄相较于全国更年轻，平均年龄在5.5年以下。山东和辽宁等地老牌工业机器人和自动化企业转型较多，企业年龄相对较大。

人工智能行业投资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吸金”的国家

中国人工智能投融资变化趋势

自2013年以来，全球和中国人工智能行业投融资规模都呈上涨趋势。2017年全球人工智能投融资总规模达395亿美元，融资事件1208笔，其中中国的投融资总额达到277.1亿美元，融资事件369笔。中国Al企业融资总额占全球融资总额70%，融资笔数达31%。

根据2013年到2018年第一季度全球的投融资数据，中国已在融资规模上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吸金”国家，但是在投融资笔数上，美国仍然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

中国人工智能融资集中在视觉领域

中国人工智能市场结构

2017年我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达到237.4亿元，相较于2016年增长67%。其中以生物识别、图像识别、视频识别等技术为核心的计算机视觉市场规模最大，占比34.9%，达到82.8亿元。

中国人工智能热潮回归理性

中国人工智能创业热潮与投融资热情在2017年回归理性，但随着人工智能各项技术的不断成熟以及各类应用场景的落地，预计在2018年，人工智能市场增速将达到75%，整体规模将达到415.5亿元。

国际人工智能战略和政策

世界各国人工智能战略与政策发布情况图

美国发布的人工智能政策着力点在于应对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大趋势，欧盟以及德、英、法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着重关注的是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和道德。日本的人工智能政策发布较晚，政策预期在国家层面建立起相对完整的人工智能研发促进机制。

中国人工智能政策在初期偏向于互联网领域，因此相关产业偏重于应用层，如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智能机器人和语音识别。因此，目前中国的人工智能战略坚持人工智能研发攻关、产品应用和产业培育“三位一体”推进，强化人工智能对科技、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全面支撑。

主要国家和地区人工智能重点研发和应用领域

如上图，各国科学技术水半相买际国情存在重大差异，因此其人工智能政策在研发重点相重点应用领域存在及大不同。

中国国家层面政策发布趋势

中国人工智能政策根据其重要政策发布时间点，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1）2013年之前的潜在发展期，该阶段政策文献较少，人工智能并未列入国家发展重点；

2）2013-2015年发展初期阶段，该阶段社会各界逐渐认识到人工智能的重要性；

3）2015-2016的飞速发展期，该阶段出台了大量政策文献，发展人工智能上升为国家战略；

4）2016-2017年的稳定发展期，对人工智能的研发和产业发展认识越发成熟，政策文献稳步发布；

5）2017-目前，该阶段经历了人工智能发展热潮，社会各界对人工智能的认识更加务实，相关政策更加具有针对性。

中国国家层面人工智能政策主题变迁

Al 政策主题变迁

在第一阶段（2009年-2013年），人工智能政策主题关注重点在于物联网、信息安全、数据库、人工智能、基础设施。

在第二阶段（2013.2-2015.5），人工智能政策主题词频从高到低排序是物联网、技术标准、基础设施、大数据、人工智能。

在第三阶段（2015.5-2016.3），人工智能政策主题词为大数据、基础设施、物联网、云计算、数据共享。

在第四阶段（2016.3-2017.7），人工智能政策主题词频从高到低排序是大数据、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物联网、云计算。

在第五阶段（2017.7-目前），人工智能政策高频主题词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信息安全、云计算、基础设施。

?王志珍院士（2016年12月31日姚琴摄）

编者按

上周我们讲述了王志珍院士的求学时代（见“王志珍院士访谈录（上）：不忘初心，我的求学时代”），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考上大学，完成学业，她是时代的幸运儿，但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所以说更离不开她个人的努力。本周，我们继续讲述王志珍的科研与工作。

访谈时间：2016年12月31日

访谈地点：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王志珍院士办公室

受访人 | 王志珍

访谈人 | 刘锐、姚琴

整理人 | 姚琴、熊卫民

责 编 | 程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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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听话”，争取到做科研的机会

王：我没有接受过正规、系统的研究生科研训练，说来不无遗憾。1964年毕业到生物物理所工作的第一年，我是研究实习员，这时全国开展了“四清”运动，我要求参加但未被批准，被分配在二室。我被安排的事情是标定移液管刻度。那时候的移液管使用嘴或者橡皮吸球来吸液，玻璃做的移液管因温度的变化可能会导致体积上出现细微变化。但室内温度未必有剧烈变动，体积是否一定要标定还要视具体实验的要求，我感到无趣，这一年时光悄悄溜走。第二年我如愿参加了在山西运城的“四清”运动。一年后“文革”开始了，每天都是开会、学习，学习、开会。后期“抓革命、促生产”了，我思忖着再也不能这样无所事事下去了。这一次我的态度异常坚决，天天跑去找研究室李书记，向他表达的唯一请求就是：我不愿意没事干，我只要求到一个能让我干活的地方。当时生物物理所只有胰岛素结构小组在做科研。衷心感谢李书记和科技处韩兆桂处长的理解和帮助，把我调到了胰岛素组去工作。我和雷克健、郭尧君等几个年轻人一块儿学习、讨论、做实验，总算是向着科学研究迈出了第一步。

李书记是转业军人，他是后来调到生物物理所的。当时科学院系统的处级干部多由转业军人担任。李书记是一位心眼好，态度温和的人。我每天都去打扰他，他也从未批评过我或拒绝我的请求。若不是领导给了我去胰岛素组工作的机会，我也不可能有今天这样难得的科研经历。我这个人在单位基本都是听话的，这次的“不听话”反而换来了宝贵的工作机会，我满怀感激。

刘：您1979年出国，时间上也是非常早的。您当时去的是哪一家研究所？

王：我第一次出国是1979年2月到德国，比我姐姐晚了两个月。我们可能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二批由政府派赴德国的。第一批应该是应丁肇中先生邀请、邓小平同志同意，从中科院高能所和中国科大选派10位年轻人，于1978年初到德国汉堡丁肇中先生的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研究中心工作。10位中有5位毕业于科大的原子核物理系，其中的朱永生又是我中学同届同学，郁忠强和我是在李佩先生教的同一个英语班的同学，他们对后来中国高能物理的发展起到骨干作用。

我到查恩（Helmut Zahn，1916-2004）教授为所长的联邦德国羊毛研究所工作，这是世界上人工全合成胰岛素成功的三个实验室之一。“文革”后期，我很幸运地被安排到我们所胰岛素晶体结构小组工作，主要做蛋白质纯化和生物化学性质研究。“文革”后，德国洪堡基金会（Alexander von Humboldt Stiftung）主动提供奖学金邀请中国学者到德国做科研。当时有一种说法“不能拿帝国主义的钱”。科学院思想开放，富有改革精神，认为德国出资培养我国人才，是件互惠互利的事情，欣然接受了洪堡基金会的邀请。对自己有信心，就不怕资本主义对我们的“腐蚀”。

洪堡基金会是半政府半民间的基金会，是欧洲最好的基金会之一，资助额度高于德国政府DAAD（Deutscher Akademischer Austausch Dienst，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的奖学金。科学院与洪堡基金会达成共识后，从14个研究所选派了首批24名学者，后来高教部也参与其中，清华有4名，浙大3名，北大1名，还有一位来自二机部401所，最后总共33位，其中32人都是男同志。我和绝大多数同志一样从来没有学过德文，所以到德国后进入歌德学院从a、bei、cei、dei……开始，但清华的过增元的德文当时就比我们好得多。歌德学院的老师只讲德文，我的德文是零，英文也不好，可以想象这开始的日子确实不好过。但四个月后（有几位同学学六个月）就奔赴实验室，投入到德国人中间去过科研生活了。

姚：您被选派出国是否有些故事能与我们分享？

王：我喜欢学人说话，学说方言。上世纪七十年代，北京外语学院的吴青教授便在电视上教授英文口语，我喜欢跟着节目练习英语口语。科大的李佩先生是科学院的铿锵玫瑰，早在1974年左右，她就组织另外几位老师一起为中科院开办了英语口语培训班，为科学院改革开放后开展国际交流准备人才。这是一个有前瞻性的创举！我在1975年获得了到合肥参加一年制英语口语培训班的机会，现在已记不清这个名额是报名还是完全由组织分配的。我们这批研究人员都已在三十五岁上下，以前多半学过俄文，但大都没有英语基础，大家极其珍视这次学习机会。我们跟着李佩先生学习了整整一年的英语口语，有了明显进步。李佩老师极其敬业，对学习上存在较大困难的学生给予小灶补习。期间我们在李佩老师的精心导演下，用英语演出了一个以“赤脚医生”为主题的独幕剧，真是寓教于乐、寓学于乐，这也是我平生唯一一次用英语演剧的经历。我在合肥的那一年，除了周末去附近的七里站农贸市场买一次鸡蛋外，几乎不出校门，可谓极度用功。这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之一，也影响了我一辈子。学期结束，我和李老师买好了火车票，准备一起去游黄山，不幸的是出发前一天黄山不告原因突然封山。太遗憾了！我失去了与我敬爱的李佩老师共游祖国大好河山的机会。1982年我回国途中去斯坦福大学看我哥哥时，意外遇到了正在美国访问的李佩老师！好高兴，哥哥为我们俩照了像。近二十年来，我常去看望她，她虽然高龄，坚持为科学院的退休人员组织各种活动。凡她要我们做的事，我们都毫不犹豫、老老实实地坚决照办。

学了英语口语后，就经历了一些有趣的事情。中科院开放得较早，国际交流较多，不时有外宾参观研究所。我所国际合作处的康弘处长抓我的壮丁去当“翻译”，他的理由是我至少已经学习过口语了。我三十多岁才张口学讲英语，时间不过一年，能好到哪儿去？但是我喜爱也敢厚脸皮地张嘴，所以只能被“赶鸭子上架”前去充数。记得有一张照片，王大成（1958级生物物理系同学）给外宾讲解胰岛素结构，而我在一旁当他的“翻译官”。后来我还曾被梁栋材先生指派去为他的恩师、诺奖获得者多萝西·霍奇金教授（Dorothy Hodgkin）以及他的好友Guy Dodson教授在访问北京期间做联络和服务工作，其中的故事我已在受梁栋材先生指派我写的“Dorothy and insulin crystallographic research in China”一文中讲述。

1978年，德国洪堡基金会和科学院达成协议，向中国学者提供奖学金到德国做研究工作。我被研究所推荐作为科学院派遣的第一批接受洪堡奖学金的访问学者。当时研究室的党支书是徐秀璋，他是我们科大生物物理系1960级同学。洪堡基金会的秘书长Pfeifer教授来所里面试，我坦白地告诉他自己只会说简单的英语，完全不会德语。他马上说：“Never mind !”，这是另一句我学会并永远记住的英语。我幸运地接到了通知书。在胰岛素研究室，我当时主要做胰岛素衍生物的设计、制备、纯化、生化性质的鉴定，溶液构象和生物活性测定，进行胰岛素的结构与功能关系研究。中国科学家在1960年代中期首先人工全合成了结晶牛胰岛素，当时国际上另两个实验室也分别在做同样的工作，其中一个是查恩教授担任所长的联邦德国羊毛研究所。查恩教授对中国十分友好，曾经访问过中国。基于以上两点原因，在考虑去德国工作的单位时，羊毛研究所成了我的首选。

查恩教授每周六一定会在办公室工作。他聘请了一位女大学生做周末秘书。当时我和上海生化所的朱尚权一起在那里工作，我们一周七天都在实验室，有时周六会去查恩教授办公室聊天喝咖啡。查恩教授告诉我，他在中国受到像King一样的接待，令他很是受宠若惊。他总常对德国学生说，看中国人工作多勤奋。那里有一个德国女学生也和我们一样，一周七天在实验室，查恩教授也喜欢她，后来她提前毕业去了美国。查恩教授信任我，在他们全家去法国度假期间，请我住到他家照顾他年迈的岳母。记得我还为这位俄裔贵族老太太招待朋友做了一席饭菜，他们赞不绝口，其实这对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生化学家不就是小菜一碟嘛，正如查恩教授所说的那样——他从来都把在实验室做化学实验的事情称为cooking。

应该说，我是时代的幸运儿，但我始终怀揣一种忐忑不安的感觉。机会到来的时候，仿佛如最后一班火车在我面前呼啸而过，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赶紧向它奔去，用力向上攀爬，最后总算爬上了火车。这些火车不会停留在站台静静等我，而我的贵人，为我赢得了一次次机遇。我的贵人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是从小到大的求学经历，是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大好的研究环境，还有许多帮助过我的领导和同事以及和我一起工作过的学生们。

开启科研新篇章

刘：您从德国羊毛所回国后开展了哪些工作？

王：我在羊毛所时，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NIH）做糖尿病研究的Ron Kahn博士访德，对羊毛所的光活性交联胰岛素感兴趣，有意与之合作。我不久将结束在德国的工作（洪堡基金会提供最长两年资助），所以他们都推荐我去美国承担这项合作研究。1981年初我去NIH的关节炎/糖尿病/肾脏病研究所，在大鼠脂肪细胞中研究光活性胰岛素的光交联标记和生物活性。1982年我从美国回国，仍回到胰岛素研究室。这一年我已经四十岁了，不满足于只是制备蛋白样品，也没有兴趣再从头学习晶体结构分析。当时邹承鲁先生在做酶学研究，于是我申请到邹先生的实验室做蛋白质的生化研究。得到邹、梁两位先生的批准后，我开始了新的研究阶段。那时王志新等年轻人正在邹先生门下攻读Ph.D。

刘：施蕴渝与牛立文都从事结构生物学的研究。

王：牛立文是梁栋材先生的学生。施蕴渝是我同系低一级的同学，她主要做蛋白质的核磁共振分析研究。施蕴渝的父亲施士元先生是是居里夫人的博士生，著名的物理学家，施蕴渝继承了她父亲做科学研究的基因。她毕业时被分配到中医研究院，值得高兴的是，她调回科大后对科大生命科学院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刘：邹承鲁先生对您的学术生涯有怎样的影响？

王：我没有研究生的经历，我是邹先生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在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工作中，邹先生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所领导许根俊、杜雨苍等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承担胰岛素拆合工作，1959年就获得成功，由此解决了胰岛素合成的路线问题，即分别合成A链和B链然后使其在溶液中氧化得到活性胰岛素；而且保证了化学合成的A链和B链以高产率重组成活性胰岛素分子。他们当时就提出了“天然胰岛素的结构是所有可能结构中最稳定的结构之一”的重要结论，所以对蛋白质折叠问题也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一点以往可能被人们忽视，我现在讲这方面的事情会更加强调这一点，在我其他的文章中已有详述。胰岛素何以拆合成功的基础研究于改革开放后才得以在北京的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开展，即“胰岛素A、B链相互作用的研究”，当时戏谑为“老题新做”。我有幸参与了这项工作。我们运用各种生物物理方法研究溶液中胰岛素A、B链和各种化学修饰的A、B链在不同的溶液条件下的相互作用。我还研究用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催化A、B链生成天然胰岛素的作用。十年的工作总结出胰岛素分子折叠的观点：“胰岛素A、B链本身已经具有一定的结构，含有形成天然胰岛素正确结构的全部信息，能在溶液中相互识别和相互作用，从而导致三个二硫键（二个链间二硫键和一个链内二硫键）正确配对，形成结构最稳定的天然胰岛素分子”，阐明从人工化学合成的胰岛素A链和B链生成天然胰岛素分子的蛋白质折叠规律，揭示了人工合成胰岛素中A、B链重组成功的理论基础。后来我独立领导实验室的工作就是基于这个阶段的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的研究，所以我一直说，我是从胰岛素走来的，我的科学之路的源头是邹承鲁先生合成胰岛素工作中的蛋白质折叠问题。

刘：这与在科大培养出的扎实的数理基础有关系吗？

王：当然有关系，蛋白质折叠问题需运用多种生物物理学的方法，特别是现在的研究更是涉及结构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扎实的数理基础有利于学习新的知识和技术。

刘：您回国加入邹先生实验室后就做这项研究？

王：是的。德国羊毛所主要从事多肽化学合成研究，我在那里做的主要是胰岛素化学，回国后我加入邹先生的实验室做胰岛素的A、B链相互作用的研究。分子生物学大概是70年代的新学科，我们在“文革”中没跟上，80年代在中国还未普及。我非常清楚，要进一步的发展，必须运用分子生物学知识和技术，于是我又第二次去美国专门学习分子生物学。从美国回来以后，我们组在室里建立了分子生物学实验，当时做晶体结构分析的学生，如现在清华的王新泉教授、浙大的叶升教授，都来过我组做基因克隆、蛋白表达和纯化。

社会事务和坚守科学家本心

刘：您何时加入了九三学社？

王：我当选院士后由邹先生、王志新介绍加入了九三学社。当时韩启德院士是九三学社中央主席。

九三学社的主体是科技界人士。她是院士最多的民主党派，先后荟萃了近200位两院院士。周培源、邓稼先、王淦昌、茅以升、严济慈、陈芳允、师昌绪等我敬重的老一辈科学家都是九三学社成员。再说邹先生和他的几位院士学生许根俊、王志新、王恩多也都是九三社员。九三学社的宗旨是“科学与民主”，这与我的理念是一致的，所以能加入九三学社我感到很荣幸。

刘：是不是只有高级知识分子才能加入九三学社？

王：九三学社里科学技术领域的人较多，但是现在这个边界已经模糊了，一般要求中高级职称以上。

姚：您当选政协副主席后，政协与实验室的工作如何安排？

王：我在加入九三学社三年后被选为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2008年当选为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老实说，我对此没有丝毫思想准备。全国政协副主席中有省委书记、政府部长等，他们资历深厚、经验丰富，具有治国理政经历。我就是一名在一线干bench work的普通科研工作者，用现在的话说是“草根”。

“在其位谋其政，任其职尽其责”，我深刻意识到这是一件严肃的政治任务。我毫无资历和经验，但是我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我不为当官，不为发财。我竭力加强自己的政治意识、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坚持以一个科学家的严格、严谨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负责的作风来参政议政。我不喜欢讲空话套话，也不善于吹捧，力求实事求是地讲出自己的观点。我不为自己谋求什么，也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大官”，但我全力以赴做好党和人民交给我做的每一件工作。许多朋友见到我说“没变，和以前一样”，这是对我的奖赏。

那五年非常辛苦。我在政协、九三学社、实验室这三处转。当然以政协工作为先，保证政协和九三学社的工作，节假日则用于实验室工作。出差回来飞机落地，我通常立刻赶回实验室，坚持和学生们一起讨论工作，两周开一次组会。艰难的五年，我坚持下来了，我的学生们也做出了优秀的科研成果。所以现在从政协、九三学社退下来后，我还能在我的实验室继续科研工作，当然我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努力培养年轻同志，让他们挑大梁，上前线。我们坚持每周一次固定的组会。

刘：王老师，您现在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什么？

王：如今我已经快七十六岁了，精力有限，不能再同年轻时相比。近二十多年我一直做蛋白质折叠，主要是分子伴侣和折叠酶。现在我尽量扶持年轻的副研，他们已经将课题延伸到细胞内的蛋白质折叠通路和网络，在生化基础上扩展到细胞生物学、结构生物学等领域，并涉及到线虫、老鼠等动物，这对我都是新的知识和技术，我已成了学习的困难户。但我的助手和学生们学得很快，做得很好，并且开展广泛的国内外合作，把我们的研究与人类健康问题联系起来。

“千生一院士”背后的思考

刘：自从您当选为院士以来，您一共回科大做过几次学术交流或演讲活动？

王：施蕴渝在生命科学学院当院长的时候，我曾回去过两次。参加过两次科大国家实验室（筹）理事会的会议。参加了科大校史馆周年庆典，见到了路甬祥院长和彭珮云副委员长，她曾在科大担任过党委书记。还参加了一次学生毕业典礼，与侯建国校长等一起为毕业生拨穗。每次回去都能发现许多变化，想起在1975-1976年间我跟李佩先生学英语时的科大，真是天壤之别，那时校园里还不时见到牛羊鸡鸭呢！

刘：2018年将会有六十周年校庆活动，又正逢生命科学学院诞辰六十年，生命科学学院也将会举办各类活动。

王：2018年学校的确应当举办一些精彩的活动。我们这些人十分愿意借此契机回去看望母校，与老同学相聚。关于科大，我听到一种说法：千生一院士。中科大总共诞生了多少院士？这句话该如何理解？

刘：“千生一院士”的说法是这样得来的：统计科大历年的本科毕业生人数与当选为院士的人数，发现一千个人中就诞生一位院士，我没做过具体统计，不能给出准确数字（作者注：截至2018年4月，从中科大本科生中诞生的院士人数为51人）。现在科大师资中的两院院士是50位（作者注：刘有成、张家铝、俞昌旋已逝世。2017年窦贤康当选为中科院院士、田志刚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截至2017年12月，科大师资力量中的两院院士人数为49人），前段时间张家铝院士去世了。

王：这个比例很高了，对于学校来说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刘：生命科学学院的前身生物物理系，从三百多位毕业生中走出了6位院士，除陈霖和饶子和入学较迟外，其余4人均是科大的老三届学生。学院也都很想探究一下院士高产率背后的原因，除了大家普遍提到的“重紧深”打造扎实理科基础，所系结合的办学模式给予学生们宽厚的科研条件外，还有哪些值得思考的原因？

王：毕业时很多学生被分配到科学院，在科学院的高水平科研大环境中，做出科研成果的概率会高一些，还有一部分学生被分到国防口的研究所，承担重要国防科研任务，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另外我们从大学本科起就能接触到许多科学家，能与科学家直接对话，耳濡目染对我们的成长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中国的大学有许多知名教授，但中国当年的科研力量集中在科学院，高校缺少科学研究的机会和条件，这与社会大背景有关。人常说，时势造英雄，科学家是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造就的。

刘：创立之初，科大十三个系的首任系主任如钱学森、郭永怀等人均是一流的科学家。

王：没错，他们不单是一流的科学家，也是一流的教育家。很多科学家的子女也在科大就读，我们班就有华罗庚先生的儿子华陵、郭沫若校长的女儿郭庶英。还有赵忠尧先生的女儿赵维勤等。

刘：他们都是1959年入学的？

王：没错。赵维勤曾主演过一部电影《祖国的花朵》，这部电影反映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电影中有一首非常有名的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浆》， 流传至今。赵维勤的丈夫鞠长生是我的中学校友，是科大11系（数学系）的学生。他们夫妇俩也获洪堡奖学金在德国工作过，我们曾在一起谈过洪堡的事。1959年，上海中学有30位同学考取了科大，北京师大女附中同样有30人考取了科大。这是1959年考取科大人数最多的两所中学。

寄语母校，期盼老友再相聚

刘：学校与学院都将迎来六十周年华诞，您对学校与学院有哪些寄语？

王：如果说西南联大在中国的教育史上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有人称为“西南联大现象”，那么我认为“科大现象”也值得深入研究，历史会证明科大是一所因创新而屹立的大学。国家正在开展双一流建设，中科大与中科大的生命科学学院都在其中有上乘的表现。最重要的是应当在国际上争取更高的地位，为我们国家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随着中国交通运输业的大发展，合肥的地缘劣势被逐渐淡化。这是一处能够摆下一张安静书桌的求学殿堂，希望科大永远保持这一份纯粹性。我曾在2008年人大礼堂召开的庆祝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校五十周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建院三十周年的大会上发言，讲到科大是“向科学进军”年代里的新抗大，现在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抗大。目前潘建伟团队所做的研究是我们的骄傲，他是我们九三学社的中央副主席，是王选先生慧眼识英才，2003年就看中了潘建伟这颗苗子，将他发展为九三学社社员。潘建伟现在还很年轻，就已经培养出了好多位出色人才，如陆朝阳、陈宇翱等，造就了一个强大的团队，他们将目光一直瞄准在世界最前沿。

另外科大在少年班的办学上也值得赞赏。这么多年来，科大能不受外界质疑声的困扰，持之以恒开办少年班，精神可嘉。对待这些有特殊才能的少年，我们应当赠予他们一副踏板，为他们提供快速奔跑的动力。科大从来能不跟风、不盲从、不左顾右盼，表现出难得的对科学原则和科学精神的执着和坚守，从而让她拥有了与众不同的气质和魅力。

刘：2018年学校将会举办一系列校庆活动，我们想邀请您莅临指导。

王：谈不到指导，参加母校的活动我们开心还来不及。我们已经七八十岁了，你们要把这些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老同学尽可能都邀请回去，能与老同学们相聚再谈谈读书时的趣事真是令人高兴！

（本文获中国科大新创校友基金会资助，摘自即将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访谈录》一书，《知识分子》获整理者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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