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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招聘带车司机,北京带车司机招聘靠谱吗

来源:整理 时间:2022-04-27 07:45:41 编辑:管理经验 手机版

1,北京带车司机招聘靠谱吗

一定要慎重,我之前去应聘了一家公司,结工资时完全没有那么高,

北京招聘带车司机

2,北京网上招聘的带车司机是真的嘛?

朋友,最好不要轻信网络上的招聘信息,有好多都是诈骗信息。朋友,告诉你吧!我就是专业司机,在北京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事情,所以最好不要轻信这样的信息最好了,希望采纳我的回答!

是的

北京招聘带车司机

3,北京招聘带车司机每月一万二是真的吗?

是的,大概是一万二三左右吧

朋友,最好不要轻信网络上的招聘信息,有好多都是诈骗信息。朋友,告诉你吧!我就是专业司机,在北京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事情,所以最好不要轻信这样的信息最好了,希望采纳我的回答!

北京招聘带车司机

4,58同城上的北京思特明德广告有限公司招聘带车司机是真的还是假的?...

假的,肯定会向你收取介绍费,然后车辆上的其他费用,等你交了钱,他会介绍你去单位,但是对方肯定不会直接和你见面,然后各种理由把你踢来踢去当猴耍,最终你自己发现被骗后,你也要不到之前所交的费用,因为他确实给你介绍了,只不过是假的,如果你报警你也证明不了什么。你也可以去网上搜索,这种轻松而且高薪的工作一大堆,你感觉是真的吗,你认为一家公司招聘几个人还需要找中介吗,对吧,中介只能介绍去工厂

我应聘这里了,兄弟,你呢?应聘这里了吗?让交了一个服装费还有工牌费600。 再看看别人怎么说的。

5,北京招聘带车司机可信吗?为什么大多都是物流公司在招聘?

不可信,很多骗子,物流公司基本用不上带车和跟车的

凡是提前要你交钱的都是骗子,不管什么理由!正规公司不会的!这些都是骗子,不得好死的社会毒瘤,假公司!不管你有无证件,都要你交钱去培训,实为做保安!我是受害人!千万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假物流或者假公司收你600培训费或者伙食费,让你去培训学习领证,然后领证后回去上班,其实是被骗去给人家白干保安!假物流公司给保安大队送一个人提成500,然后之前又收你600,相当于送一个人赚1100 !保安公司大队长那里也有利润,只要你干活超过五天,他就赚钱!超一天最少赚100!骗你一个不算什么!人多了呢?保安公司表面是在为政府办事!其实暗地里就是这些勾搭

都是骗子,我去过好几个都是黑中介,现在58它吗的谁都能发信息,也它吗的不何实何实,太操蛋了。

这个是可信的,因为物流工作是非常辛苦的行业,要求应聘的人有个心理准备。工作时间长,而且大多数是晚上工作。很熬人。

大多都是骗子我就是被骗的啊

我在北京 我去了好几个招聘的地方 不是中介就是骗子 小心啊

6,人民呼叫网约车_

过去六年间,网约车领域的猫鼠游戏不定期上演。这次与之前会有不同吗?

撰文 | 蓝洞商业(ID:value_creation)焦丽莎

天刚亮,专车司机张师傅准备收车回家。

这样昼伏夜出的日子,已经持续一个月。三年前,张师傅加入滴滴成为一名全职专车司机。但是,今年7月1日开始的“严查网约车”行动,彻底打乱了他的工作和生活节奏。

每天下午五六点出车,限号的时候八九点,天亮就回家。张师傅脸上露出无奈,“一天能赚300多块,够贴补家用就行。为了多赚几百块被抓,最少罚一万还扣车,不值当。游戏规则都是别人定的,要么玩要么滚。”

和他有着同样遭遇的专车司机不在少数,“微信群里有40个司机,7月的第一周只有三四个人出车。其中,有两个京籍司机就被抓了(三证不全)。”

这场声势浩大的查车,始于北京出台的《北京市查处非法客运若干规定》。那些不符合京车京人条件,以及三证不全的运营车辆,都会被扣押。

这次的查车行动,将持续半年时间。7月1日开始,市交通执法总队组织,公安、交管等部门协同,11 个执法大队、300 名执法人员分别出动,前往北京 45 个重点区域。虽然“查车”并非偶然,但这样的查处力度超出了所有司机和网约车平台的预期。

据相关部门统计,仅7月1日上午半天,北京就查处了1800辆网约车。按照平均每辆车罚款两万元,扣车一个月,停车费4500元,不管对于专车司机还是网约车平台来说,这都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7月份接连不断的暴雨,加重了“打车难”。虽然天已放晴,查处力度也在趋缓。但是“打车难”仍在持续。有乘客调侃,出门就没有回头路已成常态。人民呼叫网约车。

网络上滴滴文章的留言区,充斥着来自司机和乘客的抱怨与不满。像极了电影《我不是药神》中,一位患慢粒白血病的老人说,“警察领导,别再查‘假药’了行么。”

2018年7月27日,是《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发布两周年。这份文件第一次承认网约车合法化,曾被滴滴CEO程维视为“又一个里程碑”。但是,之后出台的各地新规并未解开滴滴的“镣铐”。

就在不久前,工信部下属的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研究发现,目前我国从事网约车运营的司机有3120万,而资质符合各地新规的共有34万,比例仅为1.1%。

过去六年间,网约车领域的猫鼠游戏不定期上演。这次与之前会有不同吗?

黑车又要重出江湖?

清晨五点半,滴滴专车司机梁师傅在首都机场停车场等候接机,一夜未眠让他满脸疲惫。

但是他不敢休息,困了就在车里眯半小时。每个月几千块的车辆贷款,让他不敢松懈。之前可以月入两万,这个月收入锐减。

他依然在拼命拉活。“我没有北京户口,也许哪天就不让干了。”

晚上十点半,北京南站的地铁和大部分公交车已经停运。出租车等候区的人流却越来越长,受不住暑热和等待的乘客离开队伍,走向站外。

在那里,有大量黑车司机穿梭拉客,“100元一个人上车就走”,其中甚至出现了出租车的身影。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蓝洞商业(ID:value_creation),“北广场的黑车一直都有,最近多了起来。这不是查车嘛,(网约车)司机都不敢来南站接活了。”

上周五,央视新闻一篇题为《北京南站怎么就成了“北京难站”?》的文章刷屏网络。文中提到一个细节:7月24日凌晨,一名女子被出租车司机拦下,从北京南站到望京25公里要价300元。为了躲避电子监控,这些黑车和出租车的前车牌大多用光盘、报纸、画报等遮挡住;大多数车辆都掀开后备箱,后车牌也看不到。

六年前,滴滴等网约车平台的出现,曾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黑车乱和打车难。史上最严查车,黑车又要重出江湖?

这样的绝境时刻,滴滴并不陌生。

去年的滴滴年会上,程维回忆,“刚刚上线不到4个月的时间,我们收到了第一份红头文件,当时几乎是陷入绝境。”

2015年12月8日,北京空气指数爆表,红色预警响起。滴滴北京总部因为另外一件事也不得不启动预警,近百辆出租车包围滴滴大厦。前一天,青岛福州北路聚集大批出租车司机,引起交通堵塞。

在网约车刚出现的那两年,出租车司机的生存危机化成怨气促成了一次次的集体抗议。当时的滴滴,想要撬动存在了几十年板结的利益和生态,并不容易,“滴滴是一家危机感特别重的公司。”程维这样说。

直到两年前,由交通运输部、工信部等7部委联合发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确立了网约车的合法地位。文件的下发,才让他缓了一口气,“又一个里程碑!”至此,中国成为全世界第一个让网约车合法化的国家。

2016年11月,网约车新政正式实施。随后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等部门连发两个硬规定,网约车需满足“京人开京车”且排量不小于1.8升、轴距不小于2650毫米,平台和网约车司机必须“三证”齐全。

也就是说,接入网约车平台的个人和车辆须经过审核,具备相关资质后方可上路营运。

更多的压力随之而来。2017年4月1日,滴滴停止对全北京地区(包括六环外)外牌网约车进行派单。新政要求下,网约车平台运力下降带来的供需紧张愈发显露。今年7月的严查,在过去几年间出现多次。

“政府不会一下子管死,但是态度一直很明确。”一位网约车行业政策研究者说,“要搞清楚一个概念。交通部从来没有鼓励和支持共享出行的网约车。他们支持的是专业化出行的网约车,而不是滴滴这种共享出行的网约车。”

“一个行业,因为政策而导致90%以上的运营出现违规,说明标准是有问题的。”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教授张效羽认为,网约车需要二次合法化。

网约车没有赢家

“在日本,网约车是被法律禁止的。我真不敢相信还有这么愚蠢的国家。”软银集团CEO孙正义在一次针对客户和供应商的公司活动上表达自己的不满。

对此,日本土地、基础设施和交通部的发言人说,网约车的一个问题是,虽然司机负责运送乘客,但不清楚谁负责维护和运营。日本铁道部认为,从安全和用户保护的角度来看,以收费方式提供这些服务会带来问题,需要认真考虑。

但是,这并未阻止滴滴进入日本的脚步。

滴滴与软银成立合资公司,将在日本为本地居民和游客提供出租车打车服务和智能交通解决方案。滴滴计划2018年秋季在大阪开始运营,并在京都、福冈、东京等提供服务。但是,该服务仅限于出租车。

网约车“入侵者”Uber,当年也在全球各地遭遇不少麻烦。

2013年,Uber把链接私家车的玩法搬到日本。仅运行了一个多月,就被叫停。理由是违背了《道路运输法》中对从事出租车辆与司机的有关规定。Uber只能通过加盟模式,与当地出租车运营商合作提供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并不乐观。

Uber创始人Travis Kalanick曾公开表达过对日本市场的失望,称该国“监管制度错综复杂”。他最失望的是,日本要求载客谋利的人必须要有出租车或者类似的许可证。

作为网约车的鼻祖,Travis Kalanick曾高调表示,我们在进行一场斗争运动,发起者是Uber,敌对的一方就是出租车。这曾让Uber成为硅谷乃至全球最受关注的一家公司,也曾让他四处碰壁。

很多国家的很多地区,Uber收到来自用户的热情,同时也收到了当地出租车公司的抗议和监管者的起诉、指控。几乎在全世界,Uber都曾遭受过处罚或者禁止。

从2015年开始,Uber先后被逐出德国的杜塞尔多夫、法兰克福和汉堡,只能在德国柏林和慕尼黑提供有限的服务。

到了2017年,整个欧洲开始抵触Uber。

4月,Uber退出丹麦市场。因为丹麦新《出租车法》规定,丹麦的运营出租车必须配备里程表和座位感应装置。Uber很难实现。意大利也以防止不正当竞争为由禁止Uber,不允许其做广告。9月,英国伦敦交通局拒绝Uber的运营牌照续费申请,理由是Uber存在对签约司机背景、健康状况审查存在违规现象,在公共安全问题上缺乏企业应有的责任感。

Uber八年,滴滴六年,他们还没有赢。

程维在接受《财经》专访时说,“政策层面,国家对互联网+虽表示“鼓励创新、审慎包容”,但我们仍远比任何一个创业公司都要艰难。滴滴第一天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也说过,当你努力到无能为力,上帝就会给你开一扇窗。

大寒过后,一定立春。

7,滴滴一下,您的车还需要等待 120 分钟_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董车会”(ID:Time2Drive),作者:陈艳曲;36氪经授权转载。

北京的雨已经停了,但「打车难」的问题并没有随着天气的好转而消散。就算是在非高峰时期打开滴滴 app,用户还是需要等待和排队。

7 月 25 日,为了在早高峰拉满 7 单拿到滴滴平台的奖励,滴滴司机刘师傅在 8 点左右抢下一单从北四环到国贸的生意。然而此时,叫车人张女士已经等待了至少半个小时,她向司机询问,都不下雨了怎么还是不好打车?

司机回答:

这跟天气其实没啥关系,很多人不干了,我也在考虑还是开黑车算了。

雨水让「供需」严重的失衡无所遁形,但影响百万群众出行的并不只是天气。

大不了就不干滴滴了

事情还要从 7 月1 日开始的「严查黑车」开始说起。

当天上午 8 点 30 分,一辆灰色丰田刚驶入北京西站落客区,就被执法人员拦了下来。盘问后发现,这是一辆滴滴网约车,并且不具备出网络租车驾驶员证、网络预约出租车运营证,属于违规车辆。

这起处罚,为北京「严查黑车」拉开了序幕。

从 7 月 1 日起,市交通执法总队组织,公安、交管等部门协同,11 个执法大队、300 名执法人员分别出动,前往北京 45 个重点区域。其中大部分区域是机场、火车站、交通枢纽、轨道车站、旅游景区等地。

▲交通执法总队检查非法客运

这辆丰田成为了第一辆被查的「违规网约车」,等待车主的是高达两万元的罚款。除此之外,还要扣押车辆 2 个月,并自行缴纳每月 4500 元的停车费。

相比之前,惩罚的力度大了很多。有「被抓经验」的一位司机表示,原先不合格的网约车上路也可能会被「逮到」,但是交几千块的罚款就可以拿车走人了。但现在,罚款「涨」到了 2 万,这几乎是他们两三个月的收入。

很快,「罚款两万」就成为了北京滴滴司机们微信聊天群里关键词,滴滴司机们在微信群里互相「通风报信」,并总结出了应对的办法:

将火车站、机场设为不接单区域;

尽量避开上下车高峰地点,西单大悦城、望京、宋家庄等;

群里随时通报交警的巡逻地点

「上夜班」,白天休息,半夜 12 点再出门拉活……

除了调整自己的「工作计划」,滴滴司机们还会让乘客帮忙掩饰。

7 月 26 日下午,爱范儿记者在滴滴上叫了一辆车,出发点是通州万达,目的地是北京南站。上车后,司机主动谈起近日「严查」的事情。并与记者商量,如果遇到交警查车,千万不能承认。

交警会把乘客和司机叫到一边,到时候千万别承认是滴滴啊。

像这样「顽强抵抗」的司机其实不多,更多的人选择不干了。一位司机表示,他是属于比较「看得开的」:

我何必鸡蛋碰石头呢,大不了我就不干了。或者我可以先休息一段时间,等查得不严了再出来嘛。

这位滴滴司机不是北京人,他也没有北京车牌。

之前,他在一家租车公司租了一辆京牌车专职跑滴滴。据他介绍,他身边有很多朋友和他是一样的情况——外地人租京牌车。

但他们都是外地户口,属于「违规网约车」。考虑到被抓到就是两万罚款风险,这位司机以及他的很多朋友都不干了。

「严查黑车」的成绩单很快被公布出来。

据北京市交委披露,仅 7 月 1 日半天,北京全市就检查了 1800 余辆车,查扣各类 「黑车」54 辆。

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行政处罚结果信息公示的数据显示,进入 7 月以来,每天被处罚的「不合规网约车」都有几十位。

而在 7 月之前,这个数字不过是个位数。

▲ 近期网约车处罚结果公示

这次是真的开始管了

滴滴司机们对次行动早就有了预感,只是执法的力度远远要大于他们的预料。

早在五月底前,北京市人民政府网站发布了一则《北京市查处非法客运若干规定》。这并不是针对网约车下发的政策,其中也涉及到了包车、旅游车、摩托车、三轮车等不同车辆类别。在这条规定中提到:

未经许可擅自从事或者组织从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客运经营的,由交通行政执法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扣押车辆,并按照国家和本市相关管理规定处以罚款。

执行时间,就是 7 月 1 日。

事实上,从 2016 年开始,北京就陆续出台了监管网约车的相关政策。司机张师傅加入滴滴已经 1124 天,接单数为 13658 次,他说到:

规矩早就定了的,只是以前不怎么「抓你」,但现在开始真的「抓」了。

那么,一辆网约车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得到许可呢?北京对从事网约车的人和车都出台了相关的规定。

人——成为网约车驾驶员需要满足的条件里,包含了身体健康、未到法定退休年龄、无犯罪记录、取得《网络预约出租驾驶员证》等常规需求。不过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必须是本市户籍。

车——个人汽车从事网约车服务,首先得是本市牌照。其次,车辆使用性质不得是非运营车辆,必须是「预约出租客运」。此外,还有一些对车辆的常规需求,比如车型和排放量——五座三厢小客车,车辆轴距不小于 2650 毫米,排气量不小于 1.8 升;7 座乘用车,车辆轴距不小于 3000 毫米,排气量不小于 2.0 升。

「规矩」虽然有,但在这些政策出台后,具体到后续执法上,依然缺少法规层面的执法依据。所以,执法部门查处手段不足——「管也管不了」。

另一方面,在 7 月 1 日之前,滴滴平台对待「不合格网约车」的态度也有些微妙——并没有强制「不合格」的司机下线。今年三月,滴滴开始停止对北京三环内的非京牌车辆派单。并表示,要逐步停止对不符合要求的非京牌车辆进行派单。

但滴滴对滴滴司机又有「罚款报销」的政策。据司机透露,97 分以上的滴滴司机如果被罚款,滴滴将报销 80 %。不过,有滴滴司机评价「报销政策」:

说是给你报,但拿不拿得到这个钱,就要看造化了。

此前因为「报销不兑现」的问题,还发生了多起滴滴司机与平台对簿公堂的事件发生。但无论如何,这个政策的存在意味着,滴滴对司机的「合规」是比较宽容的。

多方原因就造成这样的结果——外地车牌、外地司机、非营业车辆等不合规的「网约车」依然在运营。用一位司机的话来说就是:

没人查就继续开呗,小心点开。

一个「管」字,为的是民众的安全,却也写满了滴滴司机们的无奈。

面对滴滴司机的大批流失,直到目前,滴滴方面仍未有采取任何应对措施,只对用户给予了一定的出行建议:

近日平台收到很多用户反映由于供需失衡,北京部分地区高峰期打车成功率下降,等待时间变长,我们深感抱歉,在此也提醒广大用户尽可能提前规划出行方式,更多通过预约或拼车出行,成功率会相对高一点。

干滴滴司机真的没意思

没有一个滴滴司机不怀念「当年」的日子。

老王是一个「资深网约车司机」,当年 UBER 进入中国的时候,他就是第一批司机之一。老王不年轻,不能像年轻的小伙子们那么拼了。一般情况下,拉满八个小时他就休车了。

不过就算是这样,补贴高的时候一个月还能赚 1 万块。

老王身边更多的是「很拼」的年轻人。有一个河南的小伙子,当年为了开滴滴,向家里的亲戚借了 16 万,买了一辆大众逸朗 1.4 T 舒适豪华。每天除去吃饭上厕所的时间,光算上在车上的时间就超过 16 个小时。

还有的年轻人,两个人合买一台车,白天晚上两班倒——总之,人可以休息,车不能停。

补贴也是滴滴司机们最喜欢回忆的话题——高峰奖、翻倍奖、抢单奖……

而现在,奖励机制虽然还存在,但具体的奖励政策已经改了又改,如今「获奖」已经难上加难。

一位滴滴司机表示,不仅获奖门槛变高,滴滴平台为了少支付「奖励」也是相当「鸡贼」。比如,在一定时间内接满 30 单会有奖励,但当这位司机接了 29 单,唯独差一单时,就会出现死活没有单的情况。这位司机认为:

不可能没人叫车,但它就是不派给你,不想给你奖励呗。

实际上,在采访中大部分司机都表示,即使没有「严查」,干滴滴司机也已经「越来越没有意思了」——收入越来越少。

另一位滴滴司机在接受爱范儿记者采访时谈到,他平均每天工作 15 小时以上,7 块 2 毛 8 的 92 号汽油(现已涨到 7.48 元),每天要烧 200 多块。再加上汽车的损耗和保养,被平台抽走的 20 % 一天下来收入也就 300 块左右。

但他们不开滴滴以后能做什么呢?尽管大部分滴滴司机可能一时间想不出问题的答案,但生活的压力总会逼着他们做出选择。

这也给网约车平台带来了不小的压力。用户体验的好坏能决定一家公司的生存或毁灭。而滴滴给用户提供的服务是「叫车」,当司机们离开,用户们无车可用,还有什么体验可言?

或许是为了尽量减少「网约车」政策变化带来的市场风险,滴滴没有「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事实上,一直以来滴滴在整个大出行市场都十分活跃,汽车后服务、分时租赁、汽车金融、共享单车、无人驾驶都有相关的布局。在美团「分食」网约车蛋糕时,滴滴还宣布进军「外卖」领域。

海外业务,也将为滴滴撑起一定的想象空间。目前滴滴已经进入了墨西哥、澳大利亚等海外市场。近日,滴滴有关海外的布局更是动作不断:

7 月17 诶,滴滴投资 Booking Holdings,Booking Holdings 旗下的 app 将为用户提供滴滴叫车服务接口;

7 月 19 日,滴滴宣布与软银成立合资公司,计划在 2018 年秋季在大阪运营出租车;

不过这些就和滴滴司机没什么关系了。

在清河,有一家叫「延庆饭店」的餐馆,曾经是周围滴滴司机们常来的落脚点。

自称「滴二代」的年轻司机小王也是这家饭店的熟客,他常常在深夜十二点收车后,在这儿和「司机老炮」们和抽烟喝酒撸串。话题无外乎今天拉了多少钱,去了什么地方,挣了什么俏钱,遇到什么奇葩乘客。

但现在,光顾这家延庆饭店的「滴滴司机」越来越少。深夜,延庆饭店里变得很安静,再也没有人聊天了。

8,“肺奴”张海超_

本文授权转载自

剥洋葱people(ID:boyangcongpeople)

文 | 王瑞锋

张海超觉得自己像公交线路上的陀螺,被生活的鞭子反复抽打,陷入死循环。他要给自己买药续命,爹娘就没钱买药,不给自己买药,自己会很快死亡,爹娘和女儿更没人照顾了。

2018年7月10日,河南新密。张海超坐在家中的院子里,给记者讲述“开胸验肺”后,自己生活的种种不易,几度落泪。新京报记者尹亚飞 摄

37岁的张海超在为一只肺打工。

他驾驶一辆公交车,每天在河南新密沿着城乡29站地往复循环来回8趟,行程248公里,工作超过12个小时,能换来160元薪水,和一沓数目不定的一元纸币。

这些收入艰难维持一只肺的运转。肺是别人的。9年前,碎石工张海超为了证明自己胸膛中的肺粉尘弥漫,用近乎悲壮的方式开胸验肺,最终换来了120余万赔偿金,成为中国开胸验肺第一人。5年前,为了延续生命,他花了一半赔偿金进行双肺移植,代价是终生服药。

他成了这只肺的奴隶。这只替张海超呼吸的新肺,每日需要消耗200多块钱13粒药丸来抗排异,一旦停药,他将呼吸衰竭而死。现在,他已经花光了所有赔偿金,又负债60多万。

张海超形容自己是“用钱来续命”,而续命的钱,又是拿命换来的。

命运就像公交车,张海超始终是那个没座位的人。

所有的开支,全指望这一辆公交车

和平时一样,早晨六点钟,张海超不用定闹钟就能自然醒来。移植的肺时常和自己的身体打架,他只能通过咳嗽来安抚彼此,即便是在梦中。

2018年7月8日,天气阴沉,下了点儿小雨。洗漱只用了十分钟,张海超钻进雾气中,匆匆赶往矿务局南站的公交场站。

发车时间是7点45分,今天他的发车排班比以往晚了近一个小时。这使他有足够的时间享用一份早餐,两根油条,一碗粥,不到五块钱。若在以往,他必须把车开出一个来回,在车站门口用一分钟时间买早餐,再用一分钟时间吃完。

十几分钟的例行车检后,张海超脚踩油门,驾着2路公交车上路了。他身材消瘦,套着一件看起来油渍渍的白T恤,安全带斜耷下来。

2018年7月11日晚9点多,河南新密,在一个公交站前,张海超正在等乘客上下车。新京报记者尹亚飞 摄

2路公交是一条繁忙的线路,途经乡村、农贸市场,也经过大商场和医院,乘客有进城的农民,也有上班族和退休的老人,全程15.5公里,一个来回要跑大约一个半小时。

张海超的身体其实并不适合开公交车这份工作。肺移植后,医生建议他少去人员密集的地方,避免感冒和呼吸道感染,不然随时会夺去他的生命。

他在车上备着整包口罩,雾霾和柳絮飘飞的时节,随时掏出戴上。但咳嗽常年不停,这使他看起来总是鼓着腮帮子,面颊黑红。

“市中医院到了,有下的吗?”公交车上没有报站器,每到一站,张海超扯着嗓子喊。

市中医院这一站,是他最不愿停留的地方。2013年张海超做完肺移植手术后,紧接着母亲中风偏瘫,在市中医院住了8个月,花了10多万,手里的赔偿金只剩了40多万。

张海超的父亲正在磨镰刀,其半身不遂的母亲坐在过堂下休息。新京报记者尹亚飞 摄

日子总要过活,他借了20万,加上剩余的赔偿金,买了这辆公交车,“一个乘客一块钱,就算遇到不给钱的,才一块钱,也不至于赔本。”张海超盘算着。

2015年底,张海超的公交车油改电,这样可以节省油费,但改装需要钱,他只能向银行申请贷款。“贷款的时候,同事出于好心跟银行求情,说我是换肺的尘肺病人,家庭困难,能不能申请减免手续费。银行说酌情考虑一下,然后就不贷给我了。”张海超说,不得已,他以朋友的名义贷款18万,自己作为担保人,分期三年,每月偿还5020元。

他一个白天收入160元,夜班2个多小时,好的时候收入100多,差的时候三四十元,但无论拉多拉少,夜班的票钱都是自己的,每个月大约收入五千多。

但对他的家庭来说,这只是杯水车薪。母亲中风偏瘫,父亲脑梗,两人医药费每月一千,自己每月药费七千,女儿就要上初中,也需要钱,尘肺病换来的赔偿金早就耗尽。

所有的开支,全指望这一辆公交车。9点12分,张海超跑完一个来回,他有9分钟的休息时间,填表,签字,9点21分,发车。

10点47分,第二个来回跑完,车停进公交场站,他下车飞快地跑到水池边,拧开水龙头,把手洗得干干净净,准备吃药。吃药时间已经迟了快一个小时。

张海超收车后在场站的水龙头前洗手洗脸,换过肺后,肺很脆弱,容易被感染。新京报记者尹亚飞 摄

张海超服用的药不能间断,这是抗排异的药片,可以使别人的肺和自己的身体和谐相处,早十点和晚十点各一次,一旦停药,他将呼吸衰竭而死。去年春节,一名肺移植病友认为春节吃药不吉利,大年初一初二停了药,竟不幸去世。

“这几片药,能顶咱一天工资。”张海超开玩笑。一粒药确实太过珍贵,有一次,他吃完药,身体不适发生呕吐,他恨不得从呕吐物里扒拉出药片,再吃下去。

他觉得自己像公交线路上的陀螺,被生活的鞭子反复抽打,陷入死循环。张海超要给自己买药续命,爹娘就没钱买药,不给自己买药,自己会很快死亡,爹娘和女儿更没人照顾了。

整把的药塞进嘴里,咕咚一口水,愁绪戛然而止。又要发车了。

张海超手里拿着当晚要吃的药(少了一粒)。新京报记者尹亚飞 摄

正值中年,已经穷途末路了

11点04分,上午的第三趟车发车了。

天气阴沉,雨后还算清爽,摄氏27度。车外雾气缭绕,张海超开始咳嗽。

他恐惧一切粉尘碎末。当年,他是郑州振东耐磨材料公司的破碎工和压力机工,把几十公斤的硅石抱进破碎机,硅石变成直径一毫米的微粒,微粒弥漫着整个车间,两米内都看不到人。硅石是黄色的,他吐的唾沫也是黄色的,鼻孔、耳孔塞满黄色的粉尘,直到肺里也是,他的肺慢慢变成一颗尘肺。

得病,证明得病,开胸验肺,换肺,一切都由此而起。他开始后悔当初没有好好念书,哪怕老老实实种地,在人生这趟公交车上,张海超错过的那一班,再也等不来。

他拧开头顶的风扇,驱霾似的,让自己舒服一点。“后村到了。”他喊道。

2018年7月11日晚9点多,张海超正在开公交夜班车。新京报记者尹亚飞 摄

稀稀疏疏上来8个乘客,7个老人,只有一个年轻人投币。在新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办一张老年卡,就可以免费不限次数乘车,每辆公交车一天获得60人次老年人乘车补贴。

公交车司机们不喜欢老年乘客。老年卡只是亮一下,不用刷卡,一些不够岁数的人办一张假证,司机们也难辨真伪。张海超一天能拉四五百人,其中有三分之一是老年人,不用投币。

后村附近有农贸市场,蒜苔打折的时候,或是商场搞促销送一袋盐,吸引着城里的退休老人,他们乘坐公交车结伴而来,再乘坐公交车结伴而去。有司机曾拉过47名乘客,其中45个老人,只赚了2块钱。张海超曾一次拉过18个老人,老人们听说后村的蒜苔比别处便宜三毛钱,来到之后发现蒜苔卖光了,坐上张海超的公交车回去。返程的时候,老人们听说蒜苔又有了,正好又坐上张海超的车,来回两趟,一分钱没挣到。

曾有司机见到老年人路边招手,又恰好没有乘客下车,一脚油门就开过去了,回程的时候,老人带着亲戚朋友把这辆车截停,投诉,讨要说法。

张海超不这样,一来家家都有老年人,二来他懂得低三下四换来片刻的喘息,避免跟所有人发生争吵。

公交司机的工资大部分是一块钱的纸币,银行嫌麻烦不收,张海超急着还贷款,带着5000多张一元纸币,他跑了十几家银行,排队领号,给银行业务员求情说好话,跑了一上午,耽误了开车。若是搁以前,他会找出法律条文,跟银行讲道理,再不济就投诉,现在不了,“没用,更浪费时间,还不如多拉趟活。”这个中年人说。

2018年7月11日,河南新密建材城2路公交车司机休息室内,司机们的报班表。新京报记者尹亚飞 摄

每年,司机给公交公司缴纳一万多元的管理费。张海超跟车队领导求情,缓交或减免他的管理费。但是今年,新来的领导没有同意,缴不上管理费,公司扣发了他的油补和老年人乘车补贴。

张海超不是一个懒惰的人,他相信勤劳致富,起码以前信。在振东公司他干破碎工,那是最累最苦的活,直到他呼吸乏力,咳嗽不止,肺变得石头一样坚硬。“得尘肺病的都是最勤快的人。”他说。

现在开公交,没日没夜地转,“年前零下13度的下雪天,我都没休息一天,尽管我努力地活着,还是开始绝望了。”

挣钱是一块一块地挣,花钱是成千上万地花。一个月前,他给女儿交完辅导费,用信用卡还贷款,卡上一分钱都没有了,抗排异的药还能维持不到一个月。他不知所措,坐在老宅的核桃树下,偷偷抹泪。

几年前,他可从来没流过眼泪。哪怕死他都要爬上手术台,肺部活检,开胸之后的几天,就算疼得“嗷嗷叫”,也不让医生用止疼泵。

现在,他正值中年,已经穷途末路了。

我是尘埃里的一粒微光

司机们的午饭,一般都是一碗面条,捞面,烩面,汤面,临近的小饭馆里送过来,量大,实惠,10块钱一大碗。

12点28分,第三趟车收车。今天,张海超有30多分钟的时间吃饭。天热,他要了一碗捞面,在车上打电话预订,捞面没有汤,凉得快,车到站,面也坨了,和两个司机师傅在值班室一起吃。

张海超在公交车司机休息室内吃午饭,午饭时间只有半个小时。新京报记者尹亚飞 摄

一个司机师傅燃起一支烟,赞叹张海超的勤奋,感慨他的不容易,“一家四口三个病号一个学生,全指望他开车。”

“海超的肺不能闻烟味。”有人说。

“在通风的环境下没事。”怕是让同事难堪,张海超赶紧打圆场说。

中午,一个打工者给他打电话求助。这名打工者在北京的医院确诊是尘肺病,但老家的省职业病诊断医院迟迟不出诊断,一直拖着,他问张海超怎么办。

“去卫生局投诉。”

“投诉了多少遍了,人家不管。”

“行政起诉,就是打官司。”

“打官司时间太长了,我怕官司赢了,我活不到那时候。”

张海超无可奈何。

下午仍是三趟车。

开车的时候,电话经常响个不停。总有全国各地的尘肺病人打来电话,向张海超咨询。午饭间隙,或者休息的时候,他会耐心地回电。2011年,张海超成为一家公益组织河南负责人,为尘肺病人提供法律咨询,捐赠制氧机,助学。他还创办了“张海超尘肺病防治网”,免费为尘肺病人提供法律服务。

有律师找到张海超,让他介绍案子,官司打赢了一起分钱。张海超拒绝了,“患上尘肺病就家破人亡,怎么忍心挣他们的钱。”

几年来,张海超接到过2000多人的电话咨询,胜诉了100多人,自己探访了500多尘肺病人,也见证了400场死亡和告别。

6月22日,是开胸验肺9周年的日子。这天晚上10点多,张海超发了一条朋友圈,“开胸验肺事件经历了9年,考验了社会,结果是让人失望的。”

发完后他有点后悔了,觉得不该给尘肺病人传递负面情绪。他的微博、朋友圈久不更新,就会有尘肺病人打听,“海超是不是不在了?”

“他们把我当成是精神支柱了,尘肺圈子里会说,你看,张海超是尘肺病,赔偿也拿到了,现在不活得好好的。”张海超说,就连离婚,都跟病友瞒了半年。

“我只是尘埃里的一粒微光,给他们带来一点点希望。”但更多的时候,失望占了上风。

自己哪一天不在了,女儿怎么办?

晚上7点,夜班车发车。

天色渐暗,直至夜幕无边,行驶在城郊道路上的2路车像一栋明亮的房子,张海超是房子的主人。车窗外,透过光线,尘埃飞扬。

屏峰商场这一站是小城热闹所在,这里有商场、电影院,女儿琪琪最喜欢。张海超的女儿今年12岁,暑假过后开始上初中。2012年离婚后,张海超独自一人抚养女儿。他并不埋怨前妻,“得了这病,让她看不到一点希望,谁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

拉扯女儿不是一件容易事,怕她冷了,怕她热了,怕哪一天自己突然不在了……张海超眼下的烦恼是,女儿蹦蹦跳跳个子长到了一米六三,以前买的童装统统穿不上了,衣服要重新买。张海超不擅长砍价,屏峰商场有两家衣服店不用讨价还价,他捡几十块钱的买。

张海超正在厨房里做午饭。新京报记者尹亚飞 摄

买完衣服,还可以带女儿看一场电影。不过上一次看电影还是在去年暑假。

最近有朋友给他推荐电影《我不是药神》,张海超没舍得看,也没时间,就用手机看影评,“电影里的病人,起码吃上药就能活,尘肺病是不可逆转的,是人跟时间和金钱赛跑,跑赢的不多。”

换肺时,他要吃一种药,一瓶一万四,有病友给他推荐了印度的药,一瓶八千,他没敢用,“当时病友没说清楚,说是印度山寨的,以为山寨的就是假的。”

荣域福湾站到了,女儿上小学就在这一站。隔三差五,张海超给女儿送衣服,送吃的,把公交车停在站牌前,跟乘客说声抱歉,女儿往这跑,他往那跑,一分钟一个来回,再气喘吁吁地开车。

2012年时张海超感觉时日无多,曾为女儿寻找代养。20多个家庭找到他想收养,但都没有谈成。

“孩子大了,有品性,有记忆,很多家庭都希望收养婴儿。”张海超说,没谈成,另一个原因是,他舍不得。

可说不准自己哪一天不在了,女儿怎么办?

他要让女儿接触真实的世界。他带女儿一起探访尘肺病人,让女儿拍照,记录,一户人家的窗户是塑料布做的,女儿从没见过,“比我们还要可怜。”琪琪说。

等女儿上完辅导班,张海超打算让女儿跟他跑公交。“我几点起,她几点起,我几点下班,她几点下班。就让她感受感受,不好好学习,命运会很悲惨。”

有一天,张海超发现女儿在网上偷偷查阅自己的报道,他五味杂陈,觉得女儿长大了,又担心太过残酷,她承受不了。

“为什么查爸爸的资料?”女儿默然不语。

21点18分,最后一站,张海超一天的工作结束了。这一天他挣了160元白班工资,还有夜班109张一元纸币,8个钢镚儿,半张一元纸币。这些都是他的。

他把车开回公交场站。新密入睡了,张海超驾着明亮的公交车在街道上穿行,他轻点油门,车像人一样悄悄走路,又偶尔咳嗽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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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请爱我,2018_

来源:饭统戴老板(ID:worldofboss)

作者:戴老板

数据支持:远川研究

2018年,戊戌年,炎暑,炽盛,焦灼,这是不平凡的一年。

01

前郭镇十六寨村的风水先生郑福贵,今年自从腿脚有点儿不利索了之后,就总是在发愁这么一件事:自己万一活到90岁,该咋办?

我第一次见到郑福贵的时候,他正在镇上帮我朋友的公司看风水。那会儿他穿一身淘宝买来的唐装和布鞋,擎着一把枣木做成的鲁班尺,装模作样地在院子里量来量去,一脸高深莫测,没多久便向在一旁搓手的朋友下达神秘指示:院子东北角是后鬼门,不能建厕所,要拆了改到西北角。

老郑今年68岁,花白短发,满脸皱纹,眼珠子骨碌着精明。他年轻时干过生产队长,包干到户后搞了二十多年蔬菜大棚,这些年不怎么下地干活了,却靠看风水挣了不少钱。在当地,他主要的竞争对手是个模样端庄的中年妇女,脑门正中有颗红痣,对此老郑评价道:“人家长得像观音,挣钱挣老鼻子了。”

今年五月我回老家,听说他摔伤了腿,就约了朋友去看他。在县城通往十六寨的路上,我给他打电话,手机那头很嘈杂,老郑说自己正在隔壁村给一栋小楼的封顶仪式“唱词”,让我们到了稍等。在他家门口还没抽完半根烟,他就骑个破电动车回来了,穿了一身耐磨发旧的迷彩军服,像个建筑工人。

老郑的腿没什么大碍,但走路还是有点跛。他硬拉着我们参观他家的六间大房,并阐述家里摆设的讲究,严肃程度不亚于国博的讲解员。在他堆满物件的堂屋里,我看到了一本翻烂的《实用易经预测方法》,一本稍微新一点儿的《建筑风水大全》,这里是整个前郭镇风水学的理论制高点。

诺大的房子,家具虽然不少,却总感觉冷清。去年初春的时候,结婚四十多年的老伴脑血栓去世了,家里瞬间没了生气,老郑的一对子女,也不在跟前:女儿远嫁新疆,偶尔寄点儿生活费;儿子在北京打拼,有个上小学的孙子,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平均半个月打一次电话。

我们出去买了些羊杂碎和猪头肉,中午跟老郑喝起酒来。几杯牛栏山下肚之后,他脖子通红,话开始多了。

老郑的腿是上平房屋顶收拾地瓜干时,不小心掉下来摔伤的,腿上打了好几根钢钉。儿子回家把他接到北京,媳妇脸色难看,而且认为老郑搞风水是封建迷信,害怕带坏孙子,平时不让孩子跟他玩。在儿子一家拥挤的小三居里住了大半个月后,老郑彻底待不住了,死活要回老家。

儿媳鄙夷的风水生意,其实传自祖上。郑福贵的父亲和祖父都曾以风水为副业,即便在“破四旧”轰轰烈烈的60年代,他爹也常被村民偷偷请过去,给修宅、上梁、迁坟出主意。而郑家自家的祖坟风水绝佳,似乎给郑家带来了长寿基因,“老爹活了九十,老娘活了九十二,爷爷活了九十八”。

不过,他眼神旋即又黯淡下来:“现在都快成累赘了,我要是也活到90岁,可怎么办哩?”

老郑并不是没攒下养老钱。2016年,儿子被疯涨的北京房价吓慌了,连夜去环京的廊坊定了套房,首付缺30万,于是深夜打电话过来,支吾了半天,老郑只好咬牙,赞助了自己大部分棺材本。儿子本想等廊坊房价涨一倍,把五环外小三居换成市区学区房,可惜天算不如人算,现在跌了30%都不止。

去北京跟儿子一家住,对他来说变成了一个遥远又昂贵的梦。儿媳妇是外省独女,父母也快70了,每年都要在北京住两三个月看病。小两口买的这两套房时,已经消耗了老郑和亲家大半生的积蓄,养老钱没剩多少了,而儿子两口子一个月两万多的收入,扣去房贷教育日常消费,基本上所剩无几。

在烟味和酒气的环绕中,听老郑用方言诉说这些家事,我感觉到一阵恍惚:一个农村的底层家庭,辛勤劳动走出贫困,培养出两个大学生,是中国波澜壮阔的城镇化进程中的无数个故事之一,而如今,他们年轻的一代在城市中承担着压力,而老去的一代,则在乡村里忍受着孤独。

村里年轻姑娘少,但五六十岁的寡妇却很多,她们的男人多半死于酗酒、车祸、工地、重病等,因此儿女们一直催老郑去相一个老伴。对此老郑先是摇头,又叹口气,说可能还真得趁自己还没大病,找一个能相互照顾的人,省得去城市麻烦孩子们,这可能也是儿女们的初衷吧。

我跟朋友听了后一阵难受,我们干了杯中的酒,匆匆地扒了几口老郑给我们煮的面条,就起身告辞。老郑挣扎着坐起来,让我跟他去里屋。他从柜子里拿出一叠黄纸,抽出一张,平铺在炕上,写了一张道符,又小心地用报纸包起来,递给我,让我放到办公室里,能旺财运。

我满怀感激地接过来,再三道谢。他这间乱糟糟的里屋里,堆满了乱叠的衣服,充斥着一股难闻的气味,在炕头的小桌上,放着他跟老伴的合影。

02

8月份的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问我索要一个银行卡号,要给我打钱。我正想挂掉,她又补充了一句:我是高群先老婆,他上个月死了。

心里咯噔一下,我愣了十几秒钟。高群先是一名大货司机,跟我认识五六年,我曾送过他一台空调,他总说那时借款,等手头宽裕后会还我。于是我连忙问怎么回事,对面的女人嗓音沙哑而平静,告诉我她丈夫是在跑车途中,在高速的休息区猝死的,“找到的时候人早就走了,没遭什么罪。”

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吃力地回想高群先的模样:陕西人,40多岁,胡子拉碴,黝黑健壮。他个头只有一米六,这个身高在北方省份没啥生理优势,甚至只有他驾驶的车头一半高,可一旦摸到方向盘,50多吨的大货在他的手里灵活如飞,他开车时环顾左右的严肃样子,宛如一个将军。

2012年,我去鄂尔多斯调研,想顺道去西边的一个矿瞧瞧,当地公司帮我找了辆去那边送货的福田欧马可,司机就是高群先。我们吃过晚饭出发,本打算午夜前赶到,没想到在一段荒凉的国道上被拦下来,路边围上来十几个人,都带着口罩和安全帽,拎着一米多长的棍子。老高紧张地说:截道的。

我掏出手机报警,被拉开车门拖了下去,肚子上挨了两脚,他赶紧跑下来护住我,说这是搭车的,不懂规矩。对方转而问车上拉的是啥,老高说都是塑料件,几个人看过货后,估计觉得不好销赃,就说给钱吧。我俩哆嗦着凑了两千五,对方拿了钱后摆摆手,一群人迅速消失在夜色中。

我那会儿刚毕业没多久,没经过事儿,觉得老高应该锁住车门加速闯过去。他边开车边跟我解释,对方在路上拖了一条像铁链子的东西,那叫爆胎器,硬闯根本不行。而且这事儿只能事后报警,现场报警没啥用,车窗没几分钟就能被砸开,警察来了估计头就被打成血葫芦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那点儿浅薄和无知的社会经验,让我看起来像个傻逼。

这种共患难的经历,会迅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第二天我跟矿务公司的领导聊完后,又搭他的车回鄂尔多斯,一路上在满地瓜子皮的驾驶室里天南海北瞎扯。2013年,老高把欧马可换成了载重几十吨的汕德卡,跑起了宝鸡到上海的专线,这让我们每年都能聚上一两次。

老高跑的专线,走宁洛和连霍高速,每次都要接近20多个小时。在抵达浦东川沙的物流园后,他会趁着工人卸货的功夫在货场的通铺上蒙头大睡。有时候回程货要等两天,便找我吃饭。我们通常约在川沙的一个重庆鸡公煲里,听他讲跑长途的各种见闻,也听他抱怨路政、运费、罚款和偷油。

但那会儿大货跑长途还能挣到钱。老高的汕德卡是贷款买来,车头有他两个高,每月还5000多,扣去贷款油费轮胎修车,他一年能进账10万多块。像他这样的卡车司机,中国有三千万名,他们跟老高一样,没日没夜地穿梭在各种高速、国道、省道上,维持着中国庞大经济系统的运转。

2015年8月份,我当时心情不好,恰巧要去西安开会,就索性跟着他的回程车过去,权当散心。那一路上,切实体会到了大货司机的辛苦。当时天气炎热,驻车休息时,车里温度足足有35°,只有个小电扇能用。我后来在网上订了一个6000多的驻车空调,让当地经销店给他装上,老高推辞一番才收下。

去年以来,老高的日子慢慢开始不好过了。这一年,北方的大量企业因为环保和限产的问题被取缔和关停,能拉的货源越来越少,有时候拼好久才能凑足一车货。到了今年,老高发现运费行情越来越差,以前跑一趟还能赚个一两千,现在扣掉各项费用后,反而经常要亏好几千。

从那时起,老高就嚷嚷着卖车转行,更不能让儿子入坑。不过老高的儿子比初中学历的他多读了3年书,高中毕业后在西安送快递,挣得也是辛苦钱。

老高不太了解的一件事情是,2015年以来,无数资本涌入货运行业,试图培养出一个“货车版滴滴”。到了2017年底,两家最大的选手货车帮和运满满合并,似乎在重复滴滴合并快的形成垄断的故事。而大货司机们面对资本和互联网的入侵,毫无抵抗能力,眼睁睁地看着运价被一杀再杀。

作为一名投资者,我经常告诫自己要客观,但目睹高群先的苦不堪言,让我的情绪不由自主地站在他这边。在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导致任何一个细分行业的变动,都会牵扯到数千万的家庭。变化无常的政策和试图颠覆的资本,或许能提升产业效率,但被牺牲掉的一定是底层的司机们。

几个月前,他跟我说由于挣不到钱,不跑陕西到上海的专线了,改跑绿通。绿通车是指那些运输蔬菜水果农产品,走高速公路绿色通道的货车。由于货物保鲜期短,中途货主电话不停地催,上千公里的路也得拼着命赶,货源虽然有保障,但更累更辛苦,基本上是在拿命挣钱。

在跑一次长达1400公里的绿通时,高群先猝死在高速公路休息区,扔下了老婆和儿子。

高群先的死让当地司机朋友痛惜,他们帮着一起料理后事,那辆明黄色的汕德卡,也以一个不错的价格卖掉。在拿到卖车的现金后,他的妻子拨通了我的电话,说要还我空调的钱。我婉拒了她,并打算去陕西看望。后来犹豫了一番,把往返的机票,折算成现金,凑了个整数,给她打了过去。

在打钱的时候,我翻出老高的微信,打开他朋友圈,里面最近的一条是2015年,他转发了一段阅兵的视频,配了四个字,“祖国给力”。后面跟着一个代表强壮的表情,那是一条结实的臂膀。

03

江苏昆山老板钱庆林,几个月前遇到了一个难题:如何劝说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儿子,不要来自己公司接班。

老钱是一家民营企业的老板,公司位于制造业工厂林立的苏州昆山,主要搞第三方检测,简单说就是买一堆设备和仪器,拿到资质后,给别人的产品出具检测报告。儿子从英国留学回来,本打算进自家公司上班,老钱却死活都不同意,并打电话给我,托我游说,最好帮他儿子找份陆家嘴的实习。

我跟老钱认识有三四年了。当年我被领导派去研究检测行业,一头雾水,朋友帮我介绍了干了十几年检测的老钱。我去他公司拜访过几次,在他的热心帮忙下,才逐渐搞清了行业里的那些门道。因此接到老钱电话后,我义不容辞,很快帮他儿子找了一份金融行业的实习。

半个月后他送孩子来上海报道,顺便请我吃饭。席间才知道,刚在英国读完本科的小钱,颇具实业精神,一心想把老爸的公司发展壮大,未来要整成上市公司。看到儿子一脸雄心壮志,老钱一脸苦笑。我疑惑道,多少民营老板都在头疼孩子不愿接班,怎么到你这儿却反过来了?

老钱问我多久没跟踪过检测行业了,我说最近没怎么看,不过那几家上市公司不是好好的吗?他说屁,他们大公司还能硬撑,我们小公司都快死光了。根据他的说法,从16年开始,检测生意就愈发难做,订单越来越少,账期越来越长,利息越来越高,尤其是今年,公司已经没钱来添新设备了。

老钱在2003年从体制内辞职单干,主要做贸易保障品检测。那会儿正值中国加入WTO,出口激增,业务多到忙不过来,利润率有30%之多。后来竞争加剧,挣的钱越来越少。2013年,国家放开了几个之前封闭的领域给民企,老钱一咬牙,招兵买马大举投入,员工扩充到了近百号人。

检测这个行业很耗钱,通常需要先租场地,然后高规格装修,再购买昂贵的检测设备,招聘相应的人员,才能组成一个像模像样的检测实验室。但这还不够,还需要向主管单位申请实验室的资质认定,批下来之后,才能做业务。整个过程没有2年根本下不来,中间的资金压力巨大。

就这样,老钱陷入了“借钱—买设备—赚钱—还贷—再借钱—再买设备”的怪圈,民营的检测行业竞争激烈,你不投入买更新更先进的检测设备,单子可能就被别人抢去,因此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砸锅卖铁。经常一年下来,账上利润五百多万,买设备花了一千万,一核算反倒多欠了银行五百万。

2015年股市行情好的那会儿,深圳一家检测公司过来洽谈并购,开价8000万,全部是现金,老钱犹豫了一个周,最终拒绝了被并购的提议。后来他跟我说,拒绝的主要原因是自己当了十几年老板,被收购就变成一个分公司总经理,他接受不了。当然,没过两年,他就对此懊悔不已。

老钱在席间给我算了一下,去年一整年,公司利润只有不到100万,而职工工资是这个数字的12倍,厂房租金是5倍,设备折旧是4倍,上缴税费是3倍,银行利息是2倍,都比企业的净利润多太多。算完后,老钱飚了一句国骂,在旁边看他演算的小钱,皱紧了眉头,一声不吭。

到了今年上半年,公司的净利润率已经降到了不足2%,公司已无力再投入。但坏消息并没结束,几天前,离昆山只有100多公里的江苏常州,一家公司被追缴了十年的社保,引发了苏锡常中小企业的恐慌,老钱公司的社保也不怎么规范,他算了一下,如果要追溯,恐怕得接近千万。

这么多年下来,老钱已经拼光了力气,的确是干不动了。如果找不到下家接盘,他准备逐步卖掉设备,还掉贷款,关门清算。

在酒精的催化下,老钱开始回忆起体制内的日子。中国的检测行业,超过50%的市场属于国资检测机构,那些利润丰厚的政府强制性检测单子,大都在它们手里。老张在下海前,就是杭州一家国有检测单位的骨干。如果他没有离职,恐怕现在已经是单位领导了,身价未必比现在少。

唯一值得庆幸的时,从2009年开始,依靠苏州新区的政策,老钱陆续用公司的名义买了几十套房子,给核心员工当宿舍。如今,附近的房价已经比2009年涨了六七倍,这些房子反而成了公司最值钱的资产。

“何苦要来做实业呢?”他问自己,也坚定了不让孩子接班的想法。

两个月后,小钱实习结束,过来找我吃饭。从他亢奋的眼神里我能感受到,这个95后年轻人的职业生涯目标,已经从实业届巨子,变成了华尔街之狼,实业已与他无缘。

04

身家十位数的沪上大佬张教授,今年是本命年,火气相当旺,因为跟太太讨论孩子移民问题时吵了起来,他一气之下把远在美国的夫人给拉黑了。

张教授是浙江宁波人,业内之所以称他为“教授”,只是因为他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浑身一股书卷气,但他真实身份是证券投资领域的大腕,毕生只会两件事情:赚钱和读书。他在东郊有两栋别墅,其中一栋改造成了图书馆,越堆越满;另外一栋则住着他的小女友,常换常新。

从财富的角度讲,张教授是这个国家前0.01%的那类人。这些人旗下公司的名字,经常出现在黄金时段的新闻里;他们通常在开曼或维尔京有离岸公司,在御翠园或汤臣高尔夫有大宅,在苏河湾或翠湖天地有顶豪;他们既热衷于在年轻人面前布道演讲,也喜欢在黄浦江边搞神秘兮兮的派对。

移民对他来说,恐怕跟我们去办个户籍证明一样简单。能不能移民,是一个手续问题,要不要移民,却是个态度问题。

我20岁的那年,收拾行囊来交大面试,在一位同乡攒的局上,我认识了张教授。当年还是学生的我,满脑子都是大国崛起和强国逻辑,而张教授却总在关键时刻泼出一盆冷水,瞬间把火浇灭。最后,他旁征博引侃侃而谈,抛出了一个结论:2008年是体制声望的阶段性顶峰,很快就会坠落。

2008年的中国,的确刚经历了一波崛起的狂热:从年初的火炬全球传递,金晶面对臧独分子死命护卫着圣火;到年中的汶川抗震救灾,无数青年去广场上高喊中国万岁;再到李宁在奥运开幕式上腾空而起,每一幕都是一针肾上腺素,在我眼里,中国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怎么就已到顶峰了呢?

面对我的质疑,张教授没怎么理睬,勉强丢给我一张名片,便匆匆离去。我看了下,上面只有一个座机号码。

三年后的2011年底,我在一次校友会上又见到他。那会儿中国人已经完全没了2008年的那股精神气儿。那是李承鹏们的黄金年代,媒体上充斥者对体制的反思和鞭挞,而几个月前的甬温线动车事故,更让全国人民的悲愤之情达到了极点。这似乎印证了张教授当年的预言。

我这次没有轻易地放走他,而是刨根问底,请教他当年为何会做出那样的结论。他面对我这么一个校友会志愿者,礼貌性地假装记得我(然而并没有),然后给我讲了一句话:中国人的群体情绪,受限于民族性格和从众效应,总是从一个极端,切换到另外一个极端。

这段话太过抽象,更像是一个没有逻辑推导的结论,我并没有被说服。

所幸的是,张教授这次记住了我。2012年我参加工作,跟他公司有些业务往来,第一次走进他办公室时,他眼睛一亮:“怎么是你啊!”这让我在领导面前很得意。跟他熟络起来后,张教授的形象也逐渐清晰:1992年跟领导下海创业,2000年公司上市,赚了一个亿,转做投资,如今身家十位数。

但他对讨论投资没兴趣,反而喜欢研究一些有趣课题。比如,当年我向他请教的问题,他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而是指导我去做中国大众情绪的历史研究。经过几个月的摸索,我发现了在过去的60年中,中国人经历了情绪亢奋到低落的13个完整周期,完全就是一个不断重复的循环。

这解答了我当年的疑问,也让一窥张教授的框架。它不仅能洞见历史,好像还能预测未来。

在2015年~2016年的那波群体狂热中,媒体和民间充斥着各种厉害了的论调,他对此一针见血:精英们积极拥抱稳定的新秩序,大众们被民族主义情绪调动,所有人都在选择性放弃质疑。而在未来,这些质疑一定会重新浮现,它们会铺天盖地,它们会变本加厉。

2018年到现在,他的预言又对了。

在张教授眼里,这次跟以前没有什么不同:精英阶层充满焦虑,民营企业陷入不安,商人巨富转移资产,悲观的言论被无限传播和放大,乐观的信号却被熟视无睹,网上的声音喧嚣无比,但中国的基本盘却波澜不惊。而最终,这一切都会过去,乐观的人会再一次赢得奖赏。

骨子里,他是一个对中国人极度乐观的死多头,这让他在所谓精英圈里显得独特、另类,甚至边缘。

但这次还真有点儿不一样。太太远在美国陪读常春藤的孩子,一向支持他对中国的乐观,但这一次却坚决要求他尽快办理全家的美国身份。对此张教授表示反对,两人从电话吵到微信,从微信再吵回电话,太太情急之下指责他放不下国内的小姑娘,他火冒三丈,把老婆给拉黑了。

究竟是不是女人的原因,我不太清楚。不过张教授在前几天拉我喝了两瓶茅台后,摇身变成中年颓废男人老张,仍然坚决否认他扎根大陆是因为那些走马换灯的年轻姑娘。我趁着酒意,一字一顿地问他:这次真的跟以前一样吗?

他眼神中透露出了犹豫,但还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这让我想起了今年4月底的某天晚上,我问他对这个时代的前途怎么看,他的微信沉默了半天,最后发给我一句带着双引号的话:

“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的结尾。”

我毫不费力地认出来,这是去年一位青年创业者选择赴死时,给这个世界留下的告别词。而在今天,这是一个理想主义中年面对他已经无法预测的时代,给出的一个最苦涩的告白。

05

40年前的1978年,《今天》杂志创刊,诗人北岛在创刊词里写道:“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今天,只有今天!”

40年后的2018年,“今天”对我们来说,像贴面的利刃一样冰冷而真实。底层农民、大货司机、私企老板、资本巨富,我们都被裹挟进了这个焦灼的时代,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在大时代面前,每个人都是小人物。2018年,请对我们好一点。

文章中出场人物均为化名。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虎嗅网立场

虎Cares

这么大的太阳,每天上班还要生一堆闷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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