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扶杖出，尽日闭门居。世宗居西苑，阁臣直庐在苑中。拱使人报居正，居正阳诺之，而私以语保。此时皇太子已殁二年而新储未建，裕王与其异母兄弟景王都居京城，论序当立裕王，而世宗似瞩目景王。
如何评价曾国藩？
曾国藩他出身寒门，然而凭借着自己多年来的文化修养，道德守则和为人处世的智慧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颇为顺利，不只是做到了自己生前的建功立业，为清朝带来了一线生机，还为后世人留下了足够的精神财富，影响了中华一代代的人，青年时期的毛主席就曾对他推崇备至，可以说，曾国藩的一生完美地实现了立功，立德，立言的理想境界。
清朝名将傅恒是怎样的一个人？
清朝的内阁大臣死后，朝廷都会给他们上一个谥号。在这些谥号中，以文正的等级最高，文忠其次。而傅恒的谥号，就是文忠。需要说明的是，傅恒病死之前，文正和文忠各只有一个人（汤斌和索尼）。清朝的历史上，文正只授予汉臣，文忠才是满臣的最高谥号。由此也可以想象，傅恒在乾隆皇帝心中的分量了。傅恒，全名富察傅恒。他是乾隆皇帝的原配皇后，富察皇后的弟弟。
乾隆一辈子只认可一个女人，她就是富察皇后。因此，乾隆也是爱屋及乌，对傅恒也是非常信任。但是傅恒并不是常人想象中的那种提笼架鸟的八旗子弟，他的能力在当时也是出类拔萃的。很像汉武帝时期的卫青，虽然是外戚，但却是很争气的外戚。乾隆十九年（1754年），清朝的死敌准噶尔汗国因为争夺汗位，爆发了内乱。乾隆皇帝认为这是一个机会，非常想趁此机会一举灭了准噶尔。
但这是大事，乾隆他一个人也不敢拿定主意，便召开朝会询问众大臣的意见。由于雍正晚年的和通泊惨败，满朝文武对乾隆进攻准噶尔的建议，基本上都持否定态度。甚至还有人故意夸大难度，想借天意难为让乾隆就此打消念头。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际，傅恒挺身而出，他对主和派大臣一通斥责，并且与之辩论。主和派大臣当时就不乐意了，出言讽刺他。
傅恒也不甘示弱，当即向乾隆请奏，愿意接手出兵准噶尔的工作。乾隆批准后，傅恒一心一意的投入到军务办理的工作中。他带领军机处官员日夜随侍，候报抄录，对前线的战况非常关心。并且积极协助乾隆皇帝在后方运筹帷幄、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以及调兵拨饷，以保障前线的军需。第二年，清军以五万人的兵力攻克了准噶尔汗国的首都伊犁，并且俘虏了准噶尔的大汗达瓦齐。
与清朝大战了将近七十年的准噶尔，就此覆灭。乾隆皇帝收复新疆，这是中原王朝从安史之乱丢掉西域后，第一次收复故土。此时距离中原王朝上一次在西域驻军，已经过去了九百多年。（为我们国家现在拥有新疆主权，提供了“自古以来”的法理依据）能够灭掉准噶尔，并一举收复新疆，乾隆也非常意外。在论功行赏时，乾隆想起回想起上年决策用兵之时，文武百官均不支持，唯有傅恒赞成。
便特地颁谕，封傅恒为一等忠勇公。而傅恒在此之前已经封过一次一等忠勇公了，两次被封为一等公，这是前所未有的。对此，傅恒上疏力辞，执意谢绝了乾隆的恩赐。乾隆也被傅恒感动了，将他的画像陈列在了紫光阁之中，排在所有功臣的第一位。需要说明的是，在《清史稿》中，傅恒的主要事迹都是用兵打仗，给人一种傅恒的主要成就在军事上，是个武将的错觉。
但是其实，傅恒从乾隆十三年开始，就是领班军机大臣了，一直干到了去世。他是文官，而且是乾隆很信任的文官。在历史上，乾隆和傅恒的君臣关系还是和谐的，算得上是君臣相得。甚至于，乾隆经常在傅恒身上玩双重标准！曾经有一次，有个大臣上疏弹劾傅恒，说他目空一切，有违礼制。（根据记载，确实是傅恒的问题）结果，乾隆没有治傅恒的罪，反倒还明发上谕替傅恒辩解。
这么干，乾隆还不安心，又让张廷玉亲自去调查。张廷玉老狐狸，他哪能不懂乾隆的意思？在调查结果上写明，这是有人在诬告。然后，上书弹劾的人就被革职了……皇帝袒护自己的小舅子，而且袒护的这么不低调，把小舅子的责任撇的干干净净。由此也可见，乾隆和傅恒的关系真的不一般。还有一次。乾隆十三年，清军平定大小金川的战役。
由于前线的进展不利，乾隆大骂清军统帅讷亲无能，就知道躲在后方，你怎么不敢上前线拼命呢？结果当他听说副统帅傅恒要亲自上带兵前线玩命的时候，把乾隆给吓得哟。反而是下谕旨给傅恒，拼命的劝傅恒，差不多就行了呀，你不要这么拼啊！是讷亲那个废物没打好，跟你没关系。（这些谕旨，现在都有资料存档）上谕一：谕军机大臣等。
朕夜间接到经略大学士傅恒所奏事件，系寅刻拜发，计算大学士又复经夜不寝矣。大学士责任重大，此身尤宜保爱。可传谕达勒当阿等，嗣后朕所发事件，若在酉戌间到者，则告知大学士，听其阅看办理。倘在戌刻以后，即暂行收贮，不必告知大学士，俟次日清晨，或带至下站俱可。闻大学士起身甚早，行走甚急，着达勒当阿等，留心视大学士体中若何，如行走从容，则可不必劝阻。
倘稍有勉强，伊等即当竭力劝阻。伊等乃朕特命随大学士前往之人，大学士亦应听伊等之言也。将此一并传谕大学士知之。乾隆的上谕用大白话说，就是说：我跟你们这些人讲啊！大学士（傅恒）就是朕的心腹，你们抱大学士的大腿就等于抱我大腿。大学士对朕来说，是很重要的人。我听说他又是一晚上没睡觉，这怎么行呢？！你们要记住，以后我发下来的上谕，如果是下午到的，可以拿给他看；如果是晚上到的，你们就藏好了，不许让他看！你们累点没关系，别把大学士累着了。
上谕二：谕军机大臣等。金川用兵，定不可过四月初旬之期。朕已屡经传谕。今晨恭请皇太后圣母万安，蒙询及此事。……经略大学士傅恒忠勇奋发，勤劳任事如此，何不可见众人之有。且人事既尽，成功与否，则当听命于天。若天意不欲殄灭丑类，人力何能强违。经略大学士傅恒之出力，期于国事有益也，必谓不能成功，即不可见众人。试思果如所见，于国事有益乎？否乎。
自宜遵奉朝廷前旨为是。朕思皇太后谕旨圣明，洞悉事理，益觉经略大学士傅恒所见之偏于建功立业也。然以朕观皇太后之意，亦非止为经略大学士傅恒而发，乃为朕躬宵旰焦劳，仰廑慈念也。可将此传谕经略大学士傅恒。令其敬体懿训，以慰朕怀至进兵取道。乾隆的上谕用大白话说，就是说：我说过很多次了，你们在金川打仗不能超过四月上旬！今天早上我妈（皇太后）还在问这事儿呢。
金川不好打，我们都能理解。傅恒你这么玩命，是不行的。你已经很努力啦，剩下的就顺其自然吧。所以傅恒你就听我的话，四月上旬就回来吧。你不给我面子，难道还不给太后面子？现在不是我让你回来，而是太后让你回来。你自己看着办吧！从乾隆的这些上谕中可以看得出，他是真的很关心傅恒。一方面，傅恒是皇后的亲弟弟，自己的小舅子；另一方面，傅恒的处事态度，以及他的办事能力，也让乾隆对他格外青睐。
甚至很高调的玩双标，袒护傅恒。别人打不下金川就治罪，傅恒打不下来就以各种理由调他回去。而傅恒回去后，乾隆也怕他再去玩命，就让他领了首席军机大臣的差，就在北京城里待着吧，哪也别去了。一直到二十年后，清朝与缅甸的战事不利，三任云贵总督都翻车的情况下，乾隆才不得已让傅恒去前线。但是傅恒挂帅，乾隆也是再三的强调，你去归去啊，不要玩命啊！当得知清军难以适应缅甸的气候，傅恒也未能幸免的染上恶疾，腹泻一天比一天厉害，以致一病不起后。
乾隆大惊失色，急调傅恒班师回京。在乾隆眼里，仗可以暂时先不打，傅恒的命才是最重要的。只不过傅恒这一次，还真就把自己的命赔进去了。回京后两个多月，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恶化了。傅恒也因此而病逝，死时还不到五十岁。傅恒的一生，不能否认的是，他沾了皇后姐姐的光。乾隆十三年，年仅二十八岁就当上了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署理川陕总督等一系列要职。
但是，傅恒也确实是有真才实学。三个月拿下金川；消灭准噶尔时坚决的支持乾隆的决定，这都是他的过人之处。乾隆能自称“十全老人”，傅恒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在傅恒死后。乾隆的赏赐也是极尽的奢华。先是亲登其府在灵前祭酒，并谕示丧礼按宗室镇国公规格办理；接着又赐其“文忠”的谥号；后来乾隆退位后，又追封傅恒，推恩赠郡王衔，并配享太庙。
如何评价明穆宗时期的内阁首辅高拱？
人物简介祖籍山西洪洞，先世避元末乱迁徙新郑。祖父高魁，官工部虞衡司郎中。父高尚贤，正德十二年进士，官至光禄寺少卿。高拱幼聪颖，“五岁善对偶，八岁诵千言”。嘉靖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一年后授翰林院编修。穆宗为裕王时，任侍讲学士。嘉靖四十五年因首辅徐阶推荐，拜文渊阁大学士。然性情高傲，“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触之立碎。
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即左右皆为之辟易”，与徐阶相抗，竟至相互攻讦，后为胡应嘉、欧阳一敬所逼退。隆庆二年七月，徐阶退休归乡，隔年冬天，张居正与李芳等奏请复起高拱，以内阁兼领吏部事，尽改除阶旧制，“授诸司以籍，使署贤否，志爵里姓氏”，有官员被黜，高拱必亲“告以故”，黜者“无不慑服”。隆庆四年阿勒坦汗俺答汗之孙把汗那吉来降，授予指挥使官衔。
又推荐殷正茂为总督平定云南苗变。高拱，字肃卿，新郑人。嘉靖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逾年，授编修。穆宗居裕邸，出阁请读，拱与检讨陈以勤并为侍讲。世宗讳言立太子，而景王未之国，中外危疑。拱侍裕邸九年，启王益敦孝谨，敷陈剀切。王甚重之，手书“怀贤忠贞”字赐焉。累迁侍讲学士。严嵩、徐阶递当国，以拱他日当得重，荐之世宗。
拜太常卿，掌国子监祭酒事。四十一年，擢礼部左侍郎。寻改吏部，兼学士，掌詹事府事。进礼部尚书，召入直庐。撰斋词，赐飞鱼服。四十五年，拜文渊阁大学士，与郭朴同入阁。拱与朴皆阶所荐也。世宗居西苑，阁臣直庐在苑中。拱未有子，移家近直庐，时窃出。一日，帝不豫，误传非常，拱遽移具出。始阶甚亲拱，引入直。拱骤贵，负气颇忤阶。
给事中胡应嘉，阶乡人也，以劾拱姻亲自危。且瞷阶方与拱郤，遂劾拱不守直庐，移器用于外。世宗病，勿省也。拱疑应嘉受阶指，大憾之。穆宗即位，进少保兼太子太保。阶虽为首辅，而拱自以帝旧臣，数与之抗，朴复助之，阶渐不能堪。而是时以勤与张居正皆入阁，居正亦侍裕邸讲。阶草遗诏，独与居正计，拱心弥不平。会议登极赏军及请上裁去留大臣事，阶悉不从拱议，嫌益深。
应嘉掌吏科，佐部院考察，事将竣，忽有所论救。帝责其牴牾，下阁臣议罚。朴奋然曰：“应嘉无人臣礼，当编氓。”阶旁睨拱，见拱方怒，勉从之。言路谓拱以私怨逐应嘉，交章劾之。给事中欧阳一敬劾拱尤力。阶于拱辩疏，拟旨慰留，而不甚谴言者。拱益怒，相与忿诋阁中。御史齐康为拱劾阶，康坐黜。于是言路论拱者无虚日，南京科道至拾遗及之。
拱不自安，乞归，遂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尚书、大学士养病去。隆庆元年五月也。拱以旧学蒙眷注，性强直自遂，颇快恩怨，卒不安其位去。既而阶亦乞归。寻考察科道，拱请与都察院同事。时大学士赵贞吉掌都察院，持议稍异同。给事中韩楫劾贞吉有所私庇。贞吉疑拱嗾之，遂抗章劾拱，拱亦疏辨。帝不直贞吉，令致仕去。拱既逐贞吉，专横益着。
尚宝卿刘奋庸上疏阴斥之，给事中曹大埜疏劾其不忠十事，皆谪外任。拱初持清操，后其门生、亲串颇以贿闻，致物议。帝终眷拱不衰也。始拱为祭酒，居正为司业，相友善，拱亟称居正才。及是李春芳、陈以勤皆去，拱为首辅，居正肩随之。拱性直而傲，同官殷士儋辈不能堪，居正独退然下之，拱不之察也。冯保者，中人，性黠，次当掌司礼监，拱荐陈洪及孟冲，帝从之，保以是怨拱。
而居正与保深相结。六年春，帝得疾，大渐，召拱与居正、高仪受顾命而崩。初，帝意专属阁臣，而中官矫遗诏命与冯保共事。神宗即位，拱以主上幼冲，惩中官专政，条奏请诎司礼权，还之内阁。又命给事中雒遒、程文合疏攻保，而己从中拟旨逐之。拱使人报居正，居正阳诺之，而私以语保。保诉于太后，谓拱擅权，不可容。太后颔之。明日，召群臣入，宣两宫及帝诏。
拱意必逐保也，急趋入。比宣诏，则数拱罪而逐之。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僦骡车出宣武门。居正乃与仪请留拱，弗许。请得乘传，许之。拱既去，保憾未释。复构王大臣狱，欲连及拱，已而得寝。居家数年，卒。居正请复其官，与祭葬如例。中旨给半葬，祭文仍寓贬词云。久之，廷议论拱功，赠太师，谥文襄，廕嗣子务观为尚宝丞。
入阁参政高拱祖籍山西洪洞，先祖为避元末乱迁徙新郑高老庄村。出身官宦世家。祖父高魁，成化年间举人，官工部虞衡司郎中。父亲高尚贤，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历任山东按察司提学佥事、陕西按察司佥事等，至光禄寺少卿。高拱受到严格的家教，“五岁善对偶，八岁诵千言”。稍长，即攻读经义，苦钻学问。十七岁以“礼经”魁于乡，以后却在科举道路上蹉跎了十三个年头，才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
嘉靖二十一年（1542）授任翰林编修，九年考满，升翰林侍读。三十一年（1552）裕王（后来的穆宗）开邸受经，高拱首被当选，进府入讲。此时皇太子已殁二年而新储未建，裕王与其异母兄弟景王都居京城，论序当立裕王，而世宗似瞩目景王。裕王前途未卜，朝廷上下，猜测种种、议论纷纷。高拱出入王府，多方调护，给裕王很大宽慰。
重为首辅隆庆二年（1568）七月，徐阶致仕。第二年张居正与太监李芳等合谋，奏请复起高拱。是年十二月，冷落了一年多的高拱接旨后，不顾腊月严寒，日夜兼程，直奔京城，以大学士兼掌吏部重新登台。言路原多与高拱有隙，故人多不自安。胡应嘉闻高拱复出，惊吓破胆而亡，欧阳一敬也在解官归田途中郁郁而死，一时人心惶惶。高拱通过门生腹心散布言论，安抚言路诸官说：“华亭有旧恩，后小相失，不足为怨。
”“拱当洗心涤虑，以与诸君共此治朝”。言之凿凿，颇为大度，于是人心稍安。高拱办事有胆有识。当时接徐阶任首辅者为李春芳。李春芳为人宽厚，居政持论平，不事操切，虽无失措之举，却总显得气魄、才力不足。高拱仗己是穆宗腹心之臣，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发挥了李春芳起不到的作用。隆庆四年（1570）八月，北边有警，高拱以尚书陈希学、曹邦辅，侍郎王遴各率师背城列阵以待；以京尹栗永禄、南都御史护守山陵；又起御史刘焘在天津守通粮，而以总督王崇古、谭纶专征剿无内顾；以侍郎戴才理军饷。
由于布置周密，防范严谨，蒙古兵未敢入犯。十月，俺答孙子把汉那吉因与祖父发生冲突，率所属阿力哥等十人前来求降。巡抚方逢时、总督王崇古主张受降。奏上，朝议纷然，多以为敌情叵测，不能贸然收留把汉那吉。高拱与张居正却一致支持王、方意见，请奏穆宗加封那吉指挥使，并“厚其服食供用”，以诚相待，结得其心，穆宗准旨。
接着高拱又命边臣让把汉那吉穿锦衣、坐华车、骑好马，前呼后拥在街市行走。俺答得晓明廷厚待其孙，深受感动，遂决意与明朝和好，请封贡之事。此议一起，朝廷上下有如鼎沸，反对派援引宋朝讲和之例，力言不可。高拱先利用考察科道之机，将极力反对与俺答结好的叶梦熊“降二级，调外任”，以息异议。他又发内阁旧藏成祖封瓦剌、鞑靼诸王故事，拣发兵部。
并说以己求人机在人，以人求己机在己，现在虏求于我，主动权在我，应该允许。他还说，这次俺答请贡，“较之往岁呼关要索者万倍不同”，“故直受而封锡之，则可以示舆图之无外”。这种将蒙古与中原看成一个整体的观念，比仅图边安的想法又高一筹。高拱批评反对派：“彼哓哓者岂为国筹利害哉？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为后言耳！”遂无敢复言者。
隆庆五年（1571）三月，明廷封俺答为顺义王，其他各部首领也分别封为都督指挥、千户、百户等有差。八月，明廷又准与俺答互市。时陕西三边总督以该边不同宣、大，不欲通贡互市。高拱拟旨切责。不久陕西三边也开贡市。“数月之间，三陲晏然，曾无一尘之扰，边氓释戈而荷锄，关城熄烽而安枕”，从此基本结束了明朝与蒙古鞑靼各部近二百年兵戈相加的局面。
在满朝争议的情况下，穆宗能如此迅速、圆满地解决这一先朝遗患，与高拱等的着力赞襄是分不开的。在议贡过程中，主通贡互市的总督王崇古曾以人言求去，高拱知后，一面在朝廷力称崇古议，一面抱病修书崇古：“惟公安心畅意，始终此事，不必更怀忧虑”，使崇古受到极大鼓励和宽慰。方逢时因封贡事曾面会俺答下人，遭人弹劾，说他“辄通寇使，屏人语，导之东行，嫁祸邻镇”。
高拱力斥其谬，“抚臣临机设策，何可泄也”，保护了方逢时，使他免受贬谪。穆宗以拱“殚忠远谋，劳绩可嘉”，进高拱少师兼太子太师、尚书，改兼建极殿大学士。封贡事既成，高拱犹居安思危，担心边方兵将因无事而疏怠偷安，再坏边备。他一向主张“不恃人之不吾犯，恃我不可犯；不恃人之不吾欺，恃我不可欺”，强调自强。于是再上疏，“请每岁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阅视，以今视昔，钱谷赢几何，兵马增几何，器械整几何，其他屯田盐法以及诸事拓广几何”，明白开报，若比往昔有所增益，则与过去战时擒斩同功论赏；如果只保持以往水平，则罪如失机论处。
上嘉纳之。兵部遂一一制定具体措施行之。以后的几十年中，西北边境始终安定，无大扰，此亦高拱一大政。高拱在南方两广、云贵边事上亦颇多建树。隆庆初，广西古田壮族人韦银豹等据寨反明，有司多次往抚剿，均不效。高拱再起，荐殷正茂为总督往剿。正茂任法严、善战，但性贪。高拱说：“吾捐百万金予正茂，纵干没者半，然事可立办”。
其实，他在用正茂的同时，已着眼于提擢、培养本省人才，在两广郡县中“多除制科，宽其荐额，勿拘成数”，引导民风向上。不久，果然“乱民乐业而向化矣”。时人都以高拱为善用人。隆庆四年，贵州抚臣告土官安国亨叛，请进剿。高拱不轻信是言，经深入察查，知“国亨非叛，而巡抚者轻听谗言以幸功也”，便专派员前去安抚释嫌，避免了一场兵戎相加。
专横招议高拱励精图治，不数年内，政绩卓然，自是一面。但他以才略自许，负气凌人，“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即左右皆为之辟易”，很是专横跋扈，这是他的另一面。正是这一面，造成了他与同僚的仇隙不合，以致招来物议，酿成了以后被逐的悲剧。先是四年七月，曾也是裕府旧僚的大学士陈以勤，因与高拱有小嫌，又见高拱在内阁不可一世，恐终不为所容，便激流勇退，引疾罢去。
不久，掌都察院大学士赵贞吉因高拱挟私憾考科道，上疏请止。高拱不悦，与之相倾，嗾门生、给事中韩楫劾赵贞吉庸横。赵贞吉也抗章劾拱。穆宗眷高拱竟令赵贞吉致仕。赵贞吉曾因高拱以内阁掌吏部，权如真宰相，请李春芳谋与掌都察院，以遏高拱权，李春芳许之。赵贞吉去，李春芳自不安，李春芳又曾因徐阶事与高有隙，遂于五年五月乞休归田。
高拱接任首揆，越发趾高气扬。时殷士儋甫入阁辅政。士儋亦高拱裕府同僚，因不曲事高拱而久不得擢。后取中旨入阁，高拱不悦。后有人劾高拱心腹张四维，高拱疑殷士儋指使，又嗾韩楫相胁。殷士儋不能忍，在内阁当面诟拱：“若先逐陈公，再逐赵公，又再逐李公，次逐我。若能长此座耶？”说罢竟挥拳击高拱。五年十一月殷士儋也被驱出。
这样，旧辅除张居正外，悉被高拱排斥一净。高拱位居极品，颐指气使，专擅国柄。逐归田里隆庆六年（1572）正月，高拱为柱国，进中极殿大学士。然而他专横更甚。加之其门生韩楫、程文等日夜奔走其门，狐假虎威，专以博戏为务，人都恶之。高拱初尚持清操，后渐狎奢，常对人曰“日用不给，奈何？”门生、下僚闻之，争相进献，“赇纳且集矣”，因此遭致物议。
御史汪文辉上疏讥刺时事，语连高拱，高拱召而骂之，亟补宁夏佥事以出。尚宝卿刘奋庸也上疏纠拱，给事中曹大野则抗章劾拱不忠十事，中有高拱擅权报复、排斥善类、超擢亲戚乡里门生故旧，以及亲开贿赂之门等等，穆宗不听。二人皆谪外任。张居正与高拱为故裕邸旧僚，张居正谋高拱出，高拱也亟称居正才，两人尚称友善。高拱居揆席，张居正又肩随之。
高拱多与同列发生冲突，张居正独退然下之，不与介入。对于智谋出众的张居正来说，长期屈居人下，是不甘心的。他退而不与争只是一种策略，高拱并不察知。隆庆五年张居正为徐阶三子事讽言高拱。高拱下人传言张居正受徐阶三万金贿赂，高拱不辨真假，以此诮张居正，张居正怒，而高拱也疑曹大野之奏章受张居正指使。两人便存隙离交，张居正逐高拱之念渐强，于是暗结太监冯保，以借中贵力量图事。
隆庆六年五月，穆宗大渐，召高拱、张居正等入内。穆宗执拱手曰：“以天下累先生”，宣内阁受顾命。时司礼监授遗诏，有二札，一给皇太子；一授高拱，中有遇事内阁与司礼监冯保商榷而行之说。高拱识其矫。未几，穆宗崩，神宗即位。神宗幼冲，冯保倚仗太后势，挟持幼帝。高拱欲惩中官专政，上言五事，请诎司礼监权，还之内阁，又唆门下言路疏劾冯保。
高拱想与张居正共成此事，使人语居正曰：“当与公共立此不世功。”居正得迅即密报冯知。冯保游说太后及幼帝前，诬高拱欺太子年幼，欲废之而迎立河南周王，自己得国公爵等等。冯保又买通两宫近侍，复言之，“皇后与贵妃皆愕然”，便决议逐拱。第二天，即召群臣入，宣两宫及帝诏，切责高拱擅权无君，数其罪而逐之，即日归田里。
高拱原满以为宣诏必是逐冯保无疑，及诏宣逐己，拱不啻为晴天霹雳，“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张居正从旁掖他起。第二天一早，柴车即路，颇为凄凉地踏上了归程。学术思想高拱不囿于先儒成说，以为“其不能得者亦不可强从”。直斥程朱理学“远人情以为天理”；他很赞同同时代思想家王廷相的观点，认为理在事物，无其事即无其理。
他对“权”字更有一套独到的见解，把“权”与“经”比作秤上的“锤”和“衡”，两者关系是“盖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无定也，而以求其定，其定乃为正也”。即：权和经是对立的统一体，凡事皆有经，其事实行时应认真权一下，使权与经得以统一。在“义”和“利”的问题上，认为“苟出乎义，则利皆义也；苟出乎利，则义皆利”，只要摆正义和利的关系，言利也不是不好，痛斥了“君子不言利”的迂腐观点。
他还认为正因前人没有把握住这种关系，才造成“经制之略置之不讲”，善理财者不闻，祸国殃民。他自己十分重视理财，重视有关国计民生的政务，主张务实。他的学术思想正是他行使政务、取得政绩的思想根源。历史评价朱载垕：“且值国家多事之时，先为社稷万年之计。乃通海运，乃饬边防，乃定滇南，乃平岭表。制降西虏，坐令稽颡以称藩；威挞东夷，屡致投戈而授首。
盖有不世之略，乃可建不世之勋；然必非常之人，斯可济非常之事。”朱翊钧：“锐志匡时，宏才赞理。当畿庭之再入，肩大任而不挠。位重多危，功高取忌。谋身近拙，实深许国之忠；遗俗似迂，雅抱殿邦之略。幕画得羌胡之要领，箸筹洞边塞之机宜。化椎结为冠裳，柔犬羊于帖服。利同魏绛杜猾夏之深忧，策比仲淹握御戎之胜算。在昔允资定力，于今想肤功。
“高拱博大精详，渊宏邃密，经纶伟业，社稷名臣。……慷慨有为，公忠任事。迨殚内宁之略，益宏外御之勋。岭表滇南，氛净长蛇封豕；东夷西虏，烟消堠鹭庭乌。洵称纬武经文，不愧帝臣王佐。” 张居正：“今少师中玄高公，相肃皇帝（嘉靖帝）及今天子（隆庆帝）有年矣。……虏从庚子以来，岁为边患，一旦震惧于天子之威灵，执我叛人，款关求贡。
中外相顾骇愕，莫敢发。公独决策，纳其贡献，许为外臣，虏遂感悦，益远徙，不敢盗边。所省大司农刍粟以钜万计。曹、沛、徐、淮间，数苦河决。公建请遣使者按视胶莱河渠，修复海运故道，又更置督漕诸吏，申饬法令。会河亦安流，舳舻衔尾而至，国储用足。是时方内乂安，四夷向风，天下歙然称治平矣。”“公虚怀夷气，开诚布公。
有所举措，不我贤愚，一因其人；有所可否，不我是非，一准于理；有所彰瘅，不我爱憎，一裁于法；有所罢行，不我张弛，一因于时。……身为相国，兼总铨务，二年于兹。其所察举汰黜，不啻数百千人矣。然皆询之师言，协于公议。即贤耶，虽仇必举，亦不以其尝有德于己焉，而嫌于酬之也；即不肖耶，虽亲必斥，亦不以其尝有恶于己，而嫌于恶之也。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这句话形容的是一种怎样的意境？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这是唐朝的著名诗人刘禹锡的《酬乐天咏老见示》最后两句，这首诗是刘禹锡为了回应老友白居易的一首《咏老赠梦得》而作。这两首诗可以看成两位老人，也是两位老诗人之间的交流，一个是感叹，另一个是感慨。白居易是感叹，刘禹锡是感慨。刘禹锡的诗中，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这两句是读了白居易的诗之后的有感而发，是从自己的角度诠释了一下什么叫“夕阳红”——别说太阳已经是“日薄西山”，它散发出来的光芒作为晚霞还是照满了天际的。
那么刘禹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慨呢？我们还是先看看白居易的感叹吧！白居易的《咏老赠梦得》是写给“梦得”也就是刘禹锡的，白居易和刘禹锡之间有着几十年的友谊，两个人经常用诗词互相交流感受，晚年的白居易对自己的“老态龙钟”颇有伤感，写了首诗给老哥们刘禹锡，诗中这样写到：与君俱老也，自问老何如。眼涩夜先卧，头慵朝未梳。
有时扶杖出，尽日闭门居。懒照新磨镜，休看小字书。情于故人重，迹共少年疏。唯是闲谈兴，相逢尚有馀。这首诗并不难懂，其实就是表达了一种情绪，一种感叹，当然是略显悲观。白居易对刘老哥们儿说（算是诉苦吧）：咱俩都老了，你知道老成什么样了吗？每天早早的就困的眼睛都睁不开了，早上起来都懒得梳头，一天当中大部分时间就在家待着，偶尔住着拐杖到外面走走，干什么都没兴趣，就连新磨好的镜子都懒得照，眼睛花的看不清小字写的书了。
基本上每天都是在回忆和想念古人，但少年时候的的事越来越回忆不起来了。最大的乐趣就是闲聊，想着还有时间和老朋友相聚。白居易的感叹的确是伤感了些，也消极了些，但是，却道出了晚年的无奈。作为老朋友的刘禹锡看到白居易写给他的这首感叹人生老矣，日薄西山的无可奈何的诗句，自然要宽慰一番，所以，刘禹锡的“回信”写的比较平和，用对于人生易老的坦然面对和乐观心态给老朋友白居易“宽宽心”。
这首诗的核心就是“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刘禹锡写给白居易的回赠诗是这样写的：人谁不顾老，老去有谁怜。身瘦带频减，发稀冠自偏。废书缘惜眼，多灸为随年。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细思皆幸矣，下此便翛然。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刘禹锡说：是啊，有同感！人生谁能不老啊！老了之后有谁可怜呢？人老了越来越干巴，衣带越来越短，头发快要掉光了连束冠都扎不紧了。
怕眼睛太累基本上就不看书了，经常针灸就为了多活几年，这些都能理解，但是咱也不能太悲观了，咱们有优势啊！经历的事情多明白事理，一辈子阅人无数已经让我们看人就像看山川河流一样一目了然。仔细想想不也很有收获吗？往好处想，不就坦然了吗？这首诗最后两句，其实算是“用典”，因为在白居易刘禹锡之前有人已经做过了“桑榆”之论：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在他著名的《滕王阁序》当中有“东隅已逝，桑榆未晚”之句。
刘禹锡显然是受到了王勃的启发，用了“桑榆未晚”的典故。我们从白居易和刘禹锡两位非常著名的的诗人晚年的交流中，看到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之后对于晚境的不同感受，这种感受，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苗头。年轻的时候，白居易的诗多数都是比较悲观的，包括《琵琶行》，《长恨歌》。但是刘禹锡得诗就显得要豪放的多：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为何古人说“宁可野宿荒坟，不可夜居古庙”？古庙比荒坟还可怕吗？
中国有句老话，叫：“宁宿荒坟，不住荒庙”。大意是说：出门在外，如果晚上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宁可睡在荒草狐地的野坟，也不要到可以遮风挡雨的古庙睡觉。与之类似的话还有“一人不进庙，两人不看井，三人不抬木”等等。这些话都有一个共同点：人性的恶。那么，“宁宿荒坟，不住古庙”这句话里所表现的“恶”，究竟是如何体现的呢？《聊斋志异》中记载了这么一则故事——相传，有个名叫王五的布商，常年外出卖布行走江湖。
有一年，走到青州地界，天色将黑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就在王五想着晚上在哪里落脚时，忽然看见一座荒庙，此庙门墙破烂、草木伶仃。王五心下想：倒也是个遮风避雨的好去处，就进了这座寺庙。进去之后才发现，这座荒庙里竟然还有一个和尚！王五心中还激动了一下，毕竟，荒山野岭一个人住在庙里也挺瘆人的，有个和尚陪着，也能壮壮胆。
和尚见有生人过来，也是热情之至，佛号不止，忙请王五入庙。两人互相问候一番之后，和尚双手合十，道：“今如有善信，暂起山门，亦佛面之光。”什么意思呢？施主啊，您看我这荒庙，山门被人偷走了、佛祖也掉漆了，您能不能行行好、施舍一些，好让佛祖脸上有光？和尚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这儿又是人家的一亩三分地，王五怎敢拒绝呢？想也没多想，便答应捐资修庙。
和尚见王五说话如此干脆，衣着又十分阔绰，料定他身上还有很多银子。于是，和尚领着王五进了寺庙之后，指着庙里的大小殿宇，说，这些都需要捐钱修缮，您看您能不能再捐些？王五这时才缓过劲儿来：“这和尚分明是讹上我了！”不过，毕竟是和尚的地盘，谁知道这些大殿后面，是不是还藏着和尚的同伙。王五卖布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也见过不少场面。
遇到这种情况，只能坚决拒绝，然后麻溜儿离开就行了。谁知，王五拒绝的话还没说完，和尚不知从哪里拿出一柄戒刀，威胁王五将钱交出来。王五无奈，只好把钱全部拿出来，并恳求和尚放他生路。和尚却恶狠狠地说：“君竭资实非所愿，得毋甘心于我乎？不如先之。”意思是说：看你这么不情不愿的，肯定对我怀恨在心，这要是让你走了，那还了得？不如送你上路吧，下辈子当个好人。
王五临死之际，方才想起，很久以前，长辈们对他说过的一个忠告——宁宿荒坟，不住荒庙。出门在外，走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一个人睡在荒坟，顶多就是跟狼虫虎豹打交道，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若是睡在荒庙里，且不说这荒庙年久失修，随时都有塌方的可能，一旦遇到歹人，跑都跑不掉啊！明朝旅行家徐霞客，也曾有过和王五差不多的经历。
《徐霞客游记》记载：1618年，徐霞客孤身一人前往南直隶徽州府齐云山时，天降大雨，他无处落脚时，恰好看到一处荒庙，便住了进去。荒庙里除了他，还有五个和尚。夜深时，徐霞客被五个和尚团团围住，欲杀之而劫财。谁料，这五个恶和尚虽然常年行恶，这回却啃了个硬骨头——他们死也没想到，徐霞客是个练家子，且有高强的武艺。
徐霞客常年游历在外，也算是“阅人无数”的老江湖，岂是这几个恶和尚所能比拟？三下五除二，徐霞客就将这五个恶僧拿下，次日将他们押赴衙门处置。试想一下，如果徐霞客没有高强的武艺，怎能孤身闯荡江湖数十年而毫发无损？即便如此，不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徐霞客依旧不敢随意睡在荒庙。细细想来，单是《水浒传》里，发生在荒庙里的“故事”，真真不能算少。
比如说，林冲上梁山之前，风雪山神庙杀死陆谦；武松上梁山之前，在一个古庙里差点被孙二娘给剐了；武松在去梁山的路上，又在蜈蚣岭的一座破庙里，杀了几个恶人；赤发鬼刘唐落网，也是在一座破败的荒庙等等。看来，荒庙的可怕，早在明朝就已经深入人心了。荒庙本身并无可怕之处，真正让人害怕的，是出没在荒庙里的歹人。就像在一座城市里，如果不是万不得已，谁会天桥底下过夜呢？。
苏轼的“尚有读书清净业，未容春睡敌千钟”如何理解？《次韵答子由》诗又该如何赏析？
"尚有读书清净业，未容春睡敌千钟"读来如同苏轼的词"竹杖芒鞋轻胜马"的豁达，也是在正是不得已之后，能以读书来慰藉自己，能以春睡敌万物。此处的【千钟】指的应该是优厚的俸禄。出处：《史记·魏世家》："魏成子 以食禄千钟，什九在外，什一在内。"陆游的《破阵子》词："仕至千钟良易，年过七十常稀。"明代徐霖的《绣襦记·堕计消魂》："你且努力加餐，禄享千钟自有时。
"再说《次韵答子由》的赏析，这首诗在苏轼诗中是不太常见的，由已知推未知，诗题中透露的信息有二：一是次韵（也称步韵，古人和诗的一种方式），二是子由（苏轼弟苏辙）。简言之，这首诗是苏轼给弟弟苏辙的回诗。根据此诗的同韵作品可查出苏辙的同韵诗歌是：《舟次磁湖以风浪留二日不得进子瞻以诗见寄作》惭愧江淮南北风，扁舟千里得相从。
黄州不到六十里，白浪俄生百万重。自笑一生浑类此，可怜万事不由侬。夜深魂梦先飞去，风雨对床闻晓钟。苏轼的《次韵答子由》如下：平生弱羽寄冲风，此去归飞识所从。好语似珠穿一一，妄心如膜退重重。山僧有味宁知子，泷吏无言只笑侬。尚有读书清净业，未容春睡敌千钟。"乌台诗案"是苏轼政治悲剧的开始，此后长期处在新旧两党的夹缝之中，"乌台诗案"后，他贬黄州五年，绍圣间先贬英州，再贬惠州，后贬儋州，至徽宗即位才遇赦北还。
他的一生经历两次在朝，又被贬谪，既经顺境，复历逆境，这样坎坷的人生经历也使得他的思想更加豁达，淡泊。在苏轼被贬下狱后，弟弟苏辙冒死相救，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纳一切爵位为兄长赎罪。苏轼得救，被贬黄州，苏辙也受牵连被贬筠州。苏轼和苏辙一生荣辱与共，沉浮相伴，他们的和诗也在每个时期都与仕途相连。从苏辙诗中可以看出，这应该是发生在被贬黄州时期的和诗。
苏辙赴黄州时船驶入黄石江面，突遇暴风雨，无法继续前行，停留在磁湖。苏辙的诗质朴自然，想要急切地见到兄长，但是有重重阻隔：江淮南北风、百万重白浪、千里扁舟恨不能一日到达，可惜万事由不得我，风浪天，希望寄梦详见，"风雨对床"是兄弟俩一直以来的企盼，彻夜长谈直到晨钟响起。苏轼的回诗：平生弱羽寄冲风，此去归飞识所从。
弱羽这里是谦词。比喻才浅力薄。唐代黄滔有《代郑郎中上兴道郑相》："但以滔弱羽难高，么絃易断，始自筮仕，及于登朝，未尝暂识清途，略游华贯。冲风指的是暴风，《北齐书·慕容俨传》："须臾，冲风欻起，惊涛涌激，漂断荻洪。"杜甫的《枯楠》诗："涷雨落流胶，冲风夺佳气。"所从指的是所向。这一生力量浅薄，遇到风浪，这次被贬知道自己所向何处。
好语似珠穿一一，妄心如膜退重重。好语似珠便是妙语如珠，妄心是佛教语。指的是妄生分别之心。《大乘起信论》："一切众生，以有妄心，念念分别。"另外元稹有《酬知退》诗云："莫着妄心销彼我，我心无我亦无君。这里说文章写的很妙，可我心不安，失落感一层又一层。山僧有味宁知子，泷吏无言只笑侬。泷吏指长驻急流边以保行舟安全的小吏。
韩愈的《泷吏》诗："往问泷头吏：潮州尚几里，行当何时到，土风复何似？泷吏垂手笑，官何问之愚！"这里借山僧自比，既已被贬，索性也生出别样趣味来，与江边泷吏相视一笑，自有人生况味在其中。尚有读书清净业，未容春睡敌千钟。仕途本就有起伏。此时的苏轼，能够回归本心，超越这些不足道的苦恼，以读书充实自己的人生，荡涤心中不快，千钟粟的优厚俸禄也不敌我未容春睡去。
